两个星期下来我几乎崩溃。每天早晨六点半就要起床，跑步回来做早餐，伺候孙大少爷吃完，再把午餐准备好才去上课；下午回来做功课、拖地、准备晚餐，然后周而复始地刷碗、收拾厨房，每天能坐下来喘口气，铁定在九点之后。而他每晚十一点，还要加顿夜宵。
贤妻真不是人做的！我想不通，同样的家务事，怎么多一个人就多出这么多的工作量？如果这就是婚后真实的生活，我宁可一辈子不结婚。
“赵玫——”他隔着房间叫我，“送杯咖啡来，要浓的，半杯咖啡半杯奶，别加糖。”
我不想理他，关起门装作听不见。
“赵玫——赵玫——”他叫得催魂一样。
我把咖啡杯重重地墩在桌子上，非常纳闷：“孙少爷，您以前是怎么过的？”
“你又不是没见过？要没这点儿享受，娶媳妇干什么？”他翘着腿，象是很享受这种状态，脸上挂着可恶的笑容，没有一点同情心。
我怀疑他成心的，就是故意想折腾我，几次三番吵着不干了，可看到他拖着伤腿走来走去的艰难样，心又软得一塌糊涂。
算了，我跟自己说，你爱他不？爱他就请忍耐他，何况只是非常时期。
现在老钱也天天照着饭点过来蹭饭，孙嘉遇不说什么，我也不好抱怨。但隔三差五购买三人量的食物，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手里的钱流水一样花出去，眼看就要见底。
我开始为之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谈这件事。
他的钱对我有没有吸引力？说句心里话，有，有钱真好！我家里一直不算特别富裕，我妈又是个花钱比较仔细的人，从小看别的孩子花钱肆无忌惮，我的确很羡慕。
可真正拉下脸肉帛相见，我又没那个勇气。总觉得男女感情一涉及到金钱，就变得汤汤水水淋漓不清。更不想让他误解，我也是那种欲沾男人便宜的女人。
反复思量之后，我忽然发觉，自己真是个特别矫情的人，前怕狼后怕虎，结果两头不到岸。
然后有一天我去上课，在书包里发现一个信封，里面一沓现金，都是面值一百的美钞。拿出来数了数，一共二十张，是我将近八个月的生活费。
老师在讲台上说得口沫横飞，我却在下面开起小差，不时把手伸进书包里摸一摸，心里某处地方感觉到隐隐的温暖。
原来这个家伙一点儿都不傻，所有的事儿都看在眼里，也知道我不太会应付尴尬的场面。他用这种方式解决了我的难题，也免得我们两人都别扭，
可是，好像什么地方还是不妥，我回去见了他该怎么说呢？说谢谢，还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托着腮帮想了半天，叹口气，决定还是不说的好，暂时装做不知道这回事。
想起在北京，有一次跟人吃饭，席上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现场教育我：想把一个男人吃得死脱，就要拼命花他的钱，花到他觉得扔掉你是件亏本的事，就大功告成。
一桌人当时笑得前仰后合。现在看，会花男人的钱，也是一种天份。我苦笑，我真不是那种人才。
这段日子孙嘉遇不方便出门，便雇了一个本地司机负责日常接送和跑腿，他和老钱的业务也处于半停顿状态。
我无意中听到他和老钱关着门在书房里拌嘴。
老钱说：“生意来了推出去不是正路，小孙你腿脚不便，不如介绍我去见见那几个人，咱也好维持着业务不停顿。”
孙嘉遇则很坚决：“不行，他们最怕不熟悉的人搅进来，你别胡来，当心坏了大事。”
老钱似乎很不高兴，声音也提高了：“我跟你说小孙，咱俩也合作了五六年了，你还是不信任我？”
“不关信任不信任的事儿，现在今非昔比，不再是七八年前的光景了。库奇马连任以后网越收越紧，他们也害怕。这是江湖规矩，换谁都一样。”（注：库奇马，乌克兰第一任总统。）
我不太明白两人说什么，一直偷听壁角也不好，于是踮起脚尖溜下楼，正好在客厅碰到邱伟。
他问我：“你鬼鬼祟祟整什么哪？”
我指指楼上：“他们两个好像在吵架。”
邱伟侧着耳朵听一会儿，不在意地说：“嗨，他俩老这样，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为什么呀？他们俩合作，谁出面不都一样吗？”
邱伟笑了：“你真是小姑娘，这能一样吗？”
我看准了他脾气好，还是缠着他问：“到底为什么唧唧歪歪的？我真的不明白。”
“你呀，回头问嘉遇去，我不习惯背后说人是非。”他死活不肯多说。
我只惦记了一会儿，一忙别的事，就把他们这茬儿给忘记了。
吃完晚饭我把一本册子摊在孙嘉遇面前，那是我一个多月来记下的流水帐。
他翻几页，一脸迷惑地问：“这什么东西？”
“账单啊。”我把剩下的美金也拿出来，都放在桌子上。
他瞠目结舌地瞪着我，象看一个史前怪物：“这钱你没花？”
“花了，花在生活费上，账单上有。”
他再仔细看看眼前的账单，摇头：“你是傻呢还是城府真的深不见底？给你的，就是让你随心花的，你弄个账单来干什么？”
“那是你的钱，花完总得让你看个出处，你挣钱又不容易。”
“哦。”他低下头不再说话，一页页翻着账单，好半天才重新开口，“明天给自己买几件衣服去。别总是那几件在我眼前晃，看得心烦。”
“哼。”我抖抖自己的棉布睡衣，颇不服气。
“起码把你身上这件儿童睡衣换了。”他瞟着我，“瞅见这一堆熊啊猫的，就没一点儿欲望了。”
“流氓！只会想那事！”我使劲拨拉他的脑袋。
虽然主妇生涯不易为，我还是努力做着。
中国的春节很快到来，大部分中国商人象南飞的季鸟一样，都在准备回国团聚。
老钱早早就收拾东西撤退，回北京探望老婆孩子去了。孙嘉遇被腿伤连累，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留在奥德萨过年。我因为马上就要参加俄文一级考试，没敢回去，也留下了。
幸亏邱伟的妻子从国内飞过来看他，四个人凑在一起吃饭打牌，这个春节过的还不算太冷清。
除夕夜给父母拜年兼报平安，只说换了个地方住，没敢提孙嘉遇一个字。他俩都是活得特别小心的那种传统知识分子，如果得知自己女儿跟个有走私嫌疑的男人混在一起，准会愁得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不过我到底藏不住心事，颇为兴奋地提起妮娜，提到她的身份背景和现在对我的帮助。
父母自然很高兴，叮嘱我好好学习，他们砸锅卖铁也会支持我的学业，煽得我两眼泪汪汪的，电话里几乎要哭出来。
这些日子都是我一个人每周去妮娜那里消磨两个下午，她对我戒心渐消，便开始陆陆续续透漏一些以前的生活细节。
看得出来，她平日一个人是很寂寞的，我和她处久了。不觉也暗生许多亲近之意。
孙嘉遇一旦能出门活动，便让司机去黑市上买了很多新鲜蔬菜和水果，和我一起去看望妮娜。
妮娜见到孙嘉遇时非常高兴，简直要把家底翻出来招待他，那态度完全象一个宠溺小孩的长辈。
我练钢琴，他们两个就坐在壁炉前聊天。在妮娜面前，孙嘉遇完全收起那幅玩世不恭的轻浮样，神情极其专注。
我有点走神，看他一眼，再看一眼，这时候的孙嘉遇极其陌生。仿佛只有在这间房子里，他才能完全放松。以至于我总有一种错觉，这张面孔某天吧嗒一下卷起，后面会即时露出一张陌生人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