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后也有过一段甜蜜丰裕的日子。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只可惜，两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12年，王映霞终究没做成郁达夫所谓的“自由的女王”。
毁家诗纪暴露家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离异，导火线是郁达夫认为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过从甚密。有一次，两人经过一番争吵后，王映霞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竟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从那时开始，两人关系愈闹愈僵。
郁达夫所登“寻人启事”内容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常事。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
“寻人启事”刊登后，郁达夫和王映霞经过许多朋友的从中调解下，一度捐弃“前嫌”，决定和解，为此，王映霞要郁达夫刊登“协议书”才肯复合。
郁达夫的性格，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其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这一点，在他处理与王映霞的婚姻关系中表露无遗。在郁达夫的作品中，其《毁家诗纪》一度万人争诵，主要原因是郁达夫在这些诗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隐与“家丑”，包括他对王映霞“红杏出墙”的怀恨之意，而《毁家诗纪》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离意，两人的婚姻至此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王映霞也曾住过新加坡
郁达夫、王映霞和新加坡都有过一段因缘。1938年年底，《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去主编副刊《晨星》，为了忘却过去的不快，郁达夫在王映霞同意下，两人携带着次子郁飞从中国到新加坡来，住在中鲁中保路22号的公寓式楼房内。
在旅居新加坡期间，郁达夫曾担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等重要职责，并主编《星洲日报》、《华侨周报》副刊，写下不少政论文章和旧体诗，宣传抗日。
但旅居新加坡两年期间，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并没有好转，王映霞因为不堪夫妻关系愈来愈恶化，有一度，还只身远赴印尼廖内岛端本学校担任教席。然而，对于廖内岛的落后荒凉，住惯大城市的王映霞毕竟未能适应，只不过一学期的时间，王映霞又回返新加坡。过了不久，两人终于协议离婚，据说，分手前夕两人还在南天酒楼饯别。
王映霞是于1940年孤身回返中国，郁达夫则带着郁飞继续留在新加坡。一直到1941年年底，郁达夫才安排当年13岁的郁飞在红灯码头上船离开新加坡。
郁达夫的新加坡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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