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得不到口供，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在审讯室被连夜提审，不许坐下，回牢房时已经天亮，起床铃一响就不能上床了。吃饭时，送来的窝头粗饭不够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饥饿来摧残她的精神。但她不顾一切，一直支撑着，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意志。她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李莎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材料，没有一字是假话。
年“九大”以后，开始落实“可教育子女”政策，李英男、李雅兰出狱，先到“五七”干校接受锻炼，然后陆续回到北京。1975年5月，她们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
“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本健康活泼、充满朝气的妈妈，变成了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那时她刚过60岁，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穿一身黑色衣裤，几乎分不清男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李英男只能默默地流泪，沉默不语。
几天后，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做声。”
为父母申冤平反
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下，李英男找到了李立三的朋友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建议李英男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年4月初，李英男来到位于西单的中组部所在地。在传达室，她鼓起勇气说：“我是李立三的女儿”。“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李立三”的称号在李英男头上已经压了10多年，她好久好久不敢这样大声说父亲的名字了：李英男向中组部相关部门详细叙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
年12月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伺意李莎马上回北京，重新做结论。他们要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12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许多朋友都闻讯赶来探望她。
在李莎和女儿们的努力下，1979年12月27日，中央正式为李立三同志恢复名誉、平反昭雪。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李莎及其子女。“那一天正好是母亲66岁的生日。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是父亲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