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巴尔扎克时代最风情、最另类的小说家，一个是欧洲最诗意、最浪漫的钢琴家，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没有擦出任何火花。26岁的肖邦甚至觉得爱穿男装、喜抽烟斗的32岁的乔治·桑，没有女人味。
两年后在法国一个叫诺昂的小镇里，乔治·桑与肖邦不可遏制地相爱了。此后长达9年的光阴里，他们相互依赖、相互欣赏，又彼此折磨、彼此伤害。他们的密友画家德拉克罗瓦企图将这对情人永久地铭刻在画里，但却被肖邦意外地制止。于是留下一幅未完成的作品：坐在钢琴旁的肖邦刚刚画好面部，而站在肖身后的乔治·桑则像百合花一样幽寂地绽放。
德拉克罗瓦去世后，这幅着名的未完成画像被人分割成两半，据说为了多卖点儿钱。如今右边的肖邦像留在巴黎的卢浮宫，左边的乔治·桑像被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轰轰烈烈的爱情见证略带荒谬地收场，不知道该伤感还是叹息。
再伟大的爱情也经不起生活的琐屑。难怪张爱玲的《红玫瑰白玫瑰》总被人叨念：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粒朱砂痣。
爱情不可以逻辑，无所谓对与错，怕只怕爱到无情。作家杨沫与学者张中行先生的感情恩怨，在市面有多个版本，又因为《青春之歌》被更多人揣测。但吴祖光先生亲口讲的一段话，让人想起来就觉得揪心。杨沫追悼会，吴祖光给张中行电话，问他去不去，张答复：所谓告别有两种，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
就算整个世界在背离、在失语，真正的爱只追随自己的心灵，与他人无关。一代名媛章含之今年初去世，她出人意料地选择与养父章士钊合葬，而不是深爱的第二任丈夫乔冠华，并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到另外一个世界，就不想再有这个世界的是是非非了。”
最美好的东西往往用深痛巨创来换取。就像传说中的荆棘鸟，“一生只唱一次。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她就在寻找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然后，她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刺上，在奄奄一息的时刻里放开歌喉。那歌声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就是这样的千古绝唱。23岁时顺治帝最宠爱的妃子董鄂氏死了，于是万念俱灰的他不顾一切地出家，24岁辞世，出世后曾幡然顿悟，“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这回，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千秋万代的爱情故事，结局有无数种可能，最难得的是永恒。无论有名无名的爱情，还是有钱没钱的爱情，抑或有缘无缘的爱情，都无一幸免地稍纵即逝，经书上说：“过去之心不可得，现在之心不可得，未来之心不可得。”无心所得，则无所得失。
似懂非懂的爱情，一时与一世，熟最美妙？南怀瑾大师点解“一时最好”，没有古今，没有去来，等于一首古诗:“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