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水钧韶曾是外交官，当年乘车去圣彼得堡上任时，带了四十五节车厢的随从和三四十个厨子。十个兄弟姐妹中，水世芳排行第八。她家家教极严，和父亲也难得一见，偶然传见，父女间的对话仅仅限于：“一切都好吧？”“都好。”
她念的是知名女中，大学毕业，进入设在重庆的荷兰驻华大使馆工作后，认识了担任使馆秘书的高罗佩。他们一见钟情，迅速开始恋爱，临到高罗佩提起婚姻大事，她提出，要高罗佩同时娶她的妹妹作二房。对高罗佩来说，这可意味着重婚罪，他愁眉不展，向他在重庆结识的朋友蒲乐道——另一个把自己当作中国人的老外求教。听到前因后果，蒲乐道哈哈大笑：“你的爱人必定是个心地温和的少女。她很爱她的妹妹，所以不肯和她分开。只要你答应她一生让妹妹跟你们同住，那不是很好吗？”高罗佩欣然听从，一个月后，高罗佩和水世芳在重庆结婚。
婚后的生活并非康庄大道。外交官三年一调，她随着高罗佩，美国、日本、印度、黎巴嫩、马来亚（今马来西来），一路奔波下去。最难是印度，气候难挨，周围没有一个中国人；在黎巴嫩时，正逢战乱，四下里流弹穿梭，她带着三岁的孩子在山顶上避难；在海牙，前后就搬过十次家。二战结束后，高罗佩开始写《狄仁杰断案传奇》，声名日隆，连业余时间也全遭占用。富贵之家的训练，在这种时候显示出了它的不凡之处，失范的生活中，水世芳仍旧保持她的风范，她像一块飞地，随身携带桃花源，始终镇定，优雅，迅速适应新环境，并在晚宴上谈笑风生。
由此，人们理解了《狄仁杰断案传奇》中的那些奇女子，不论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或者风尘女子，总是很有教养，却又情感丰沛。
她最怀念的是在重庆的生活，结“天风琴社”，和徐悲鸿、于右任、冯玉祥来往，那是她最好的时光。
也有人鼓励她写回忆录，她只说：“过去的嘛，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