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报社终于反应过来，让我们联系灾区本系统的人进行电话采访。分给我的是汶川和北川——一个是震中地带，一个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接到任务，我犹豫了很久，给两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发了短信，带去了问候，也将采访提纲写成短信发给了他们——不敢打电话，人家也许正忙呢。
过了一会儿，汶川的同志给我回复了，约在第二天下午3点，电话采访他们的局长。而北川那边迟迟没有消息，后来才得知我联系的那个人已经在地震中丧生，这让我又唏嘘了很久。
第二天，我带着紧张的心情进行了这次让我一生难忘的采访——和平年代的记者，没有直面过惨淡的人生，也没有正视过淋漓的鲜血。我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些刚刚经历了灭顶之灾的人交谈，也担心自己会像那些无良记者一样，一遍又一遍揭人伤疤。好在对方是个乐观坚强的人，也很健谈，不到半个小时，采访顺利完成。
此时，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整个楼道也都是静悄悄的。我却没有心思感怀悲伤，整个人都被汶川人那种乐观的精神所感动，所鼓舞，于是打开电脑快速写稿，稿件写得非常顺利，文思如泉涌，写完后，夜幕已经降临，我到报社附近吃了碗盖饭，然后打车回家。
这篇稿子最后引起了报社的重视，而来自四川的采访邀请也终于让他们下定决心派记者深入灾区。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外面采访，突然接到小周的短信。她和小莫正在陪文彦购置物品——领导决定的结果，就是派重庆人文彦和一个经历过唐山地震的老记者一块去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