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来的夫妻

时间:2016-12-22 16:36:49 

当爱情需要用外力——诸如法律、道德等来维系时,也许外力无情地暗示了人的善变与爱情的脆弱。但当外力强大至战争、毁灭、生死存亡时,爱情又似乎超凡脱俗地回归了本真——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需要,只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简单且没有要求的爱。

不知这能否算作爱情的规律。但在读过周东屏与徐海东的爱情故事后,我固执其是了。

他们的爱情发生于长征途中。那时,周东屏叫周少兰,191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贫苦木匠家庭,7岁失去母亲,10岁当童养媳,13岁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2年,周少兰随中共皖西省委转移到鄂东。是年秋,新的红25军成立,周少兰入伍了,先在兵工厂工作,后来到25军军医院当护士。当时医院的条件、设施之简陋超出想象,支撑她坚持下去的理由,大概能从她的歌声里找到:“……参加红军闹革命,咱们妇女翻了身……做一个女英雄多光荣……”

有时候,人宁愿为尊严活着,而不仅仅是为温饱。

正当她在革命队伍里找到自我,成长进步时,25军要长征了。出于行军安全与便捷的考虑,部队决定遣散7名女红军,并发给她们每人八个银元。迷茫与绝望,让她们感到了真正的伤心。于是,她们站在路旁,抱头痛哭。这时,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问:“你们为什么哭鼻子?”是副军长徐海东。周少兰壮着胆子,请求徐海东留下她们。

被打动了的徐海东,做出了让她们继续跟着部队走的决定。他绝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对他产生多么重要的结果。

1934年年底,部队进入陕南后,与敌进行了一次恶战。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第九次负重伤,前八次他都奇迹般地从死神手里溜走。但这次,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打进,从后颈飞出,穿过了徐海东的头,却避开了要害部位。也就是说,这颗子弹虽不即刻致命,但情况不容乐观。无设备无药品的医生除了用盐水洗伤口,用绷带包扎之外,没有办法。血汩汩地流着,不省人事的徐海东蚕食着战友们的希望。

周少兰被派来护理徐海东。她用心地换绷带,擦拭伤口,用嘴吸出卡在他嗓子里的痰……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周少兰夜以继日、不敢合眼。就在人们的希望即将殆尽的第五天,徐海东睁开了眼睛。他调整着模糊的目光,就像镜头聚焦,在逐渐清晰的视野里,出现的是周少兰的眼睛和面容。他觉得仿佛在哪里见过她,但又一时想不起。他轻声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周少兰的眼泪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流了下来,她说:“首长可醒过来了!你五天五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的头肿得像米斗,却笑着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当爱情需要条件时,是一个无底洞;当爱情不需要条件时,简单得只是从昏迷中回归人间时见到的第一个人和她的眼泪。就像现在,徐海东爱上了周少兰。

在许多人眼里,徐海东是个天真可爱的小伙子,圆脸上总挂着笑容。嘴里露出掉了两颗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也就是这个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将他与彭德怀标一样的价——十万银洋。《西行漫记》里,斯诺言及此事时,外号“徐老虎”的他“脸涨得通红”。这些,大致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概貌吧,这样的人对爱情多半会采取直抒情怀的方式。

几个月后,当周少兰听到军长的表白后,感到很意外。徐海东于是追问:“你是不是嫌我比你大?”

周少兰急了。她从没有嫌过军长,她嫌的是自己——出身卑微、没文化、身无所长……

周少兰的担心让徐海东释怀了。他的出身比周少兰好不了多少。徐海东告诉她,从前,他是个不名一文的窑工。

到了陕北,他们结婚了。在他的要求下,周少兰改名为周东屏,意为“徐海东的屏障”。一个驰骋沙场、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大将,要求娇小柔弱的妻子做自己的屏障,多么意味深长,又多么情深意长!一次,徐海东将周东屏裹在大衣里,一起走进大门,卫兵瞠目结舌地看着——军长怎么迈着四条腿走路呢?而他俩却为自己的戏法笑个不停。

抗战爆发后,从大后方来了许多女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徐海东青筋毕露,怒不可遏:“混账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是生来的夫妻!”

既是诺言,东屏就忠实地做着“徐海东的屏障”,徐海东也始终依偎着他的屏障。他能从她一个眼神里读到安慰,能从她毫不特别、甚至毫无疗效的草药里喝出生的希望……直到1970年,先她而去。

有些故事是不会随着人的离去而消失的,像这样真情的、守候的、珍贵的故事,一定会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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