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情需要用外力——诸如法律、道德等来维系时，也许外力无情地暗示了人的善变与爱情的脆弱。但当外力强大至战争、毁灭、生死存亡时，爱情又似乎超凡脱俗地回归了本真——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需要，只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简单且没有要求的爱。
不知这能否算作爱情的规律。但在读过周东屏与徐海东的爱情故事后，我固执其是了。
他们的爱情发生于长征途中。那时，周东屏叫周少兰，191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贫苦木匠家庭，7岁失去母亲，10岁当童养媳，13岁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2年，周少兰随中共皖西省委转移到鄂东。是年秋，新的红25军成立，周少兰入伍了，先在兵工厂工作，后来到25军军医院当护士。当时医院的条件、设施之简陋超出想象，支撑她坚持下去的理由，大概能从她的歌声里找到：“……参加红军闹革命，咱们妇女翻了身……做一个女英雄多光荣……”
有时候，人宁愿为尊严活着，而不仅仅是为温饱。
正当她在革命队伍里找到自我，成长进步时，25军要长征了。出于行军安全与便捷的考虑，部队决定遣散7名女红军，并发给她们每人八个银元。迷茫与绝望，让她们感到了真正的伤心。于是，她们站在路旁，抱头痛哭。这时，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问：“你们为什么哭鼻子？”是副军长徐海东。周少兰壮着胆子，请求徐海东留下她们。
被打动了的徐海东，做出了让她们继续跟着部队走的决定。他绝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对他产生多么重要的结果。
1934年年底，部队进入陕南后，与敌进行了一次恶战。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第九次负重伤，前八次他都奇迹般地从死神手里溜走。但这次，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打进，从后颈飞出，穿过了徐海东的头，却避开了要害部位。也就是说，这颗子弹虽不即刻致命，但情况不容乐观。无设备无药品的医生除了用盐水洗伤口，用绷带包扎之外，没有办法。血汩汩地流着，不省人事的徐海东蚕食着战友们的希望。
周少兰被派来护理徐海东。她用心地换绷带，擦拭伤口，用嘴吸出卡在他嗓子里的痰……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周少兰夜以继日、不敢合眼。就在人们的希望即将殆尽的第五天，徐海东睁开了眼睛。他调整着模糊的目光，就像镜头聚焦，在逐渐清晰的视野里，出现的是周少兰的眼睛和面容。他觉得仿佛在哪里见过她，但又一时想不起。他轻声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周少兰的眼泪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流了下来，她说：“首长可醒过来了！你五天五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的头肿得像米斗，却笑着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当爱情需要条件时，是一个无底洞；当爱情不需要条件时，简单得只是从昏迷中回归人间时见到的第一个人和她的眼泪。就像现在，徐海东爱上了周少兰。
在许多人眼里，徐海东是个天真可爱的小伙子，圆脸上总挂着笑容。嘴里露出掉了两颗门牙的大窟窿，使他有了一种顽皮的孩子相。也就是这个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将他与彭德怀标一样的价——十万银洋。《西行漫记》里，斯诺言及此事时，外号“徐老虎”的他“脸涨得通红”。这些，大致能表现出一个人的概貌吧，这样的人对爱情多半会采取直抒情怀的方式。
几个月后，当周少兰听到军长的表白后，感到很意外。徐海东于是追问：“你是不是嫌我比你大？”
周少兰急了。她从没有嫌过军长，她嫌的是自己——出身卑微、没文化、身无所长……
周少兰的担心让徐海东释怀了。他的出身比周少兰好不了多少。徐海东告诉她，从前，他是个不名一文的窑工。
到了陕北，他们结婚了。在他的要求下，周少兰改名为周东屏，意为“徐海东的屏障”。一个驰骋沙场、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大将，要求娇小柔弱的妻子做自己的屏障，多么意味深长，又多么情深意长！一次，徐海东将周东屏裹在大衣里，一起走进大门，卫兵瞠目结舌地看着——军长怎么迈着四条腿走路呢？而他俩却为自己的戏法笑个不停。
抗战爆发后，从大后方来了许多女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徐海东青筋毕露，怒不可遏：“混账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是生来的夫妻！”
既是诺言，东屏就忠实地做着“徐海东的屏障”，徐海东也始终依偎着他的屏障。他能从她一个眼神里读到安慰，能从她毫不特别、甚至毫无疗效的草药里喝出生的希望……直到1970年，先她而去。
有些故事是不会随着人的离去而消失的，像这样真情的、守候的、珍贵的故事，一定会流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