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77年的爱情
作者:周德庆
一见钟情
电话里,张淑英老人的声音清脆,一口重庆口音的普通话中,依稀还有浓浓的虾油味。
张淑英1921年出生在福州台江码头附近,父母是生意人。14岁时,她随父母搬到了台江洋头口一带,而“洋头口”这3个字,便成了这段爱情的开始。
1935年春天,经人介绍,母亲陪她到福州西湖与一个年轻军官相亲。去之前,她不太乐意,因为以前见过的军官都比较凶。可初次与这位年轻军官见面,她立刻就被对方打动了。
“1米75左右的个子,长得高大却很温柔。”老人说,“他问我会不会写字。我回答会的。没想到,他真拿出纸笔来,我便写了‘洋头口’3个字,他看了赞不绝口。”
这位年轻的军官便是来自重庆荣昌、黄埔军校六期的毕业生钟崇鑫。
订婚一个月后,两人在福州举办了婚礼,宾客有10来桌,细心的新郎官还特意为新娘子弄到了西式、白色的长头纱,“姐妹们都羡慕我好有福气,找到了一个如意郎君”。
新婚宴尔
老人的原名叫张秀珍,“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便给我改成了‘张淑英’”。
1935年,农历八月,钟崇鑫随部调往南京,张淑英也随之前往。
从结婚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两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按照福州的习俗,叫我‘阿妹’。”张淑英说,“他把每个月的军饷都交给我,还鼓励我多学文化知识,而且还不让我洗衣服。”不过,他不喜欢妻子化妆和穿颜色艳丽的旗袍,“他总是说,‘阿妹不化妆就很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钟崇鑫随部调往上海奔赴抗日战场。两人在常熟汽车站见了最后一面。“分别时,他突然从背后跑上来抱住了我。”老人回忆,“他流泪了,说,阿妹,我一定会回来的。”
77年过去了,老人一想到这个画面,就会心痛。当年年底,张淑英还和丈夫通了一次电话,“崇鑫告诉我,他已升任71军87师259旅中校参谋主任。”她一听,心里更紧张了,这意味着他要上前线去打仗啊。
“他说现在他请不到假,没办法回来看我。他还叫我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张淑英说。这通电话过后,她和婆婆随着西迁的百姓,一路从武汉到了丈夫的老家重庆。
“我相信,只要他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张淑英说。
用一生等待
来到重庆后,张淑英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傻了,整天呆坐在一个地方,“一年又一年,我每天夜里都要惊醒很多次,却总是梦不到他。”
每年,她都会写信去问钟崇鑫的消息,但是都没有回应。直到1944年,在街上,她突然遇见了钟崇鑫的战友方维鑫。方维鑫帮忙联系军长后,收到了一封回信:“兄阵亡,无法函告,军座经常想起钟兄英明才干,至今耿耿于怀。”
读完信后,张淑英感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苦苦等待7年的竟然是这么一个噩耗。第二年,婆婆也病逝了,她只好回去找父母和弟弟。
抚恤令收到了,但张淑英还想知道一件事:在1937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丈夫是怎样殉国的?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父母和弟弟去了台湾,张淑英却选择留下,“他是重庆人,我这辈子都要守在这里。”
终于找到你
1949年,经人介绍,张淑英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李自清,生育了两儿一女。“自清对我很好,但崇鑫是我的初恋,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他,他已经刻在我的脑子里了。我知道他阵亡后,就一直想知道他的灵位放在哪里。可为了现在的家庭,我一直不敢说出这段往事,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张淑英说,直到1988年,她才将这个心愿告诉孩子们。
张淑英的儿子李长贵说,从1988年开始,母亲的心愿便成了家里人的心病。后来,他们在时任87师少校师部参谋仇广汉写的《淞沪抗战暨南京失守纪实》一书中查到这样一段叙述:“城外部队苦战3日,打到12月12日上午,第71军87师的3个旅已伤亡殆尽,259旅旅长易安华、参谋主任钟崇鑫和旅部直属部队官兵全部阵亡于雨花台阵地……”
可他的灵位在哪里呢?
2014年9月中旬,苦苦寻找了钟崇鑫灵位多年的张淑英一家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拨通了重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芳菲的电话。没想到,当晚10时许,台湾志愿者便在台北忠烈祠找到了钟崇鑫的牌位。
“我这辈子只痛哭过3次,上辈子欠他的,都是为他哭的。”
新婚宴尔她送他上前线,7年后得知他战死,她一路哭着回家。70年后拿着与爱人的合照,又流泪了,她说是记事以来第二次流泪。93岁的她来到他的灵前,这是她一生中第三次流泪。
从此再不分别
让张淑英感动的是,志愿者还将老人和钟崇鑫的照片合成一张合影送给她。
找到丈夫的灵位后,老人又萌生了前往台湾祭拜的想法。在志愿者的帮助下,2014年11月22日,老人在儿子的陪伴下,前往台北。
老人在飞机上,就像一个少女快要见到情郎,一直睁大眼睛望着窗外,嘴唇边始终挂着浅浅的微笑。这样的情感,她心中的美好或是遗憾,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吧。一起陪同前往的志愿者芳菲也被打动了。
在台湾7天的时间里,张淑英3次祭拜钟崇鑫。抵达台北的当天,老人就来到忠烈祠,他的灵位在第一排右起第四个,“崇鑫啊,我来看你了,我终于找到你了,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别。”张淑英说。
第二天,老人又去了忠烈祠,“能多看他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11月28日,离开台北的前一天,老人再次去与钟崇鑫告别,“我找到你了,但我不能一直留在这里。也许,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见,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你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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