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不吃烤鸭，枉自到了北京。”别人都有这么说。
到北京好几天，为多走几个景点，天天马不停蹄赶进度，日日一仍旧贯啃面包、吃盒饭。待到要离开京城了，方才舍得安排一点时间逛闹市区，兼准备吃烤鸭。
这天下午来到王府井，瞥见一家副食商店的橱窗里悬挂了若干只烤鸭。一看价格，每斤10元。我们以为是看错了——因为听人说，吃一只烤鸭要花50元左右——询问了售货员，果真是10元一斤。便有了不进烤鸭店而买走品尝的念头。再一细看，这儿卖的烤鸭全是真空包装，包装上说明，可保存5天。于是心中又有了新主意：与其在北京吃，不如带到下一个目的地——北戴河海滨品尝，不是更具浪漫情调？与妻及儿子商量，他们都赞同。我们挑选了一只中等大小的，包装上标好了价——整19元。进一步审看，鸭子烤得金黄油亮，令人垂涎。
买好鸭子，又隔了一天，登上了早晨8点29分到秦皇岛的火车。
车到秦皇岛，我们旋即赶公共汽车到山海关。游了“天下第一关”，已是下午4点，大家都疲惫不堪，在“第一关”下的长城脚下缓缓行走，欲觅车子到老龙头。正在张望，“北京烤鸭店”的大字市招映入眼帘。我们下意识地朝烤鸭店走去——我们带着烤鸭，并不准备去吃，只是走得太困乏，想到店里去坐坐。
这家烤鸭店还颇有些气派。推开店门，但见十分宽敞豪华的店堂里，竟然连一名顾客也没有，只有三位服务小姐——一位在睡觉，两位在聊天。我问聊天的两位：“咋个店堂里这么清静？”其中一位小姐回答我：“我们这儿主要是卖午堂，晚上也有一点顾客；每天中午有三四千人就餐。”我“哦”了一声，马上转换了话题：“你们这儿的烤鸭多少钱一斤？”“18元。买一只两斤重的36元。”我说：“我们在北京买的才10元钱一斤，我们买了一只带在路上吃，才19元。”还是那位服务小姐说：“我们卖的是正宗的北京烤鸭，都是从北京运来的，当然要贵些。”未等我开口，那位小姐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你们带来的烤鸭怎么样吃？”我不假思索地作答：“这还不简单，像四川的烫油鸭子，把肉撕下来吃就是了。”听我这一说，那位小姐不禁掩口葫芦而笑：“北京烤鸭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吃净的才难吃。”我这才想起书报上介绍过的一整套比较复杂的吃法——果然非此不行。我忙问小姐：“你说该怎么样吃？”她说：“先用刀把肉片下来，用煎饼裹了鸭肉和葱丝蘸面酱，肉吃完了，再把骨架拿去熬汤喝。”听了这番话，我为自己的浅薄感到很不好意思。正踌躇着该怎么办，那位小姐又问我：“你是四川人？”我说：“是，是成都地区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一听口音就听出来了。”我问：“那你也是四川人？”“嗯，万县地区的（注）。”她点了点头。“哈，我们是老乡罗！”我一改带着浓重川味的普通话，操起了流利的四川话。万县小姐也说起了她的万县话。我们和她的距离一下拉近了。我也就厚起脸皮向家乡人提出了我们的要求。我说：“万县老乡，可不可以买点你们的调料和煎饼？”万县小姐和对面的小姐相视一笑，随即叫醒了睡觉的那位小姐。三位小姐一商量，立刻作出了决定：大力支持！万县小姐专门去找了一个玻璃瓶，装好面酱，又切了一包葱丝，再去称了一包煎饼——这煎饼真好，又薄又匀，且全无焦糊味。紧接着，找了一个大塑料袋一并给我们装好。我问价钱，总共才收3元。另外两位服务小姐都说：“你们今天算是遇到大好人了。”我们再三表示感谢。
离开了“第一关”下的北京烤鸭店，我们很快找到车子，赶赴老龙头。车到老龙头，又很快在海军某部招待所登记，找到了住处。
有了住处，我们放心地到海边游玩，一直玩到晚上10点。路途上，不断遇到餐馆的老板和服务小姐招呼我们吃饭，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因为我们心里都装着那只北京烤鸭。只是买了一把大水果刀，以备片鸭肉之用。
回到招待所门口，在招待所侧面的餐馆买了两瓶冰镇啤酒。回到客房，又痛痛快快地冲洗了一番（尽管是冷水）。10点半，一家三口准备正式就餐。儿子在塑料杯子里斟好了酒，妻则在大牛仔包里取烤鸭。烤鸭取出来，用刀划破包装的塑料袋，一股腐臭气味直冲鼻子而来，我们都惊呆了！但很快都明白了：这能怪谁呢？虽然时间没超过5天，但是，这样热的天气，烤鸭已在牛仔包里足足闷了两天！我们只得忍痛告别了随我们旅行了300公里的北京烤鸭。但很现实的问题是，肚子锇得咕咕叫，怎么办？我们打算上街买吃的，妻突然叫道：“还有煎饼！”我们像绝处逢生一般，一人拿了一张煎饼，裹了葱丝，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说真的，这吃法并不太合四川人的口味，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已是难得的佳肴。
于是我想起了买椟还珠的故事——我们不是正在重复着这个故事么？丢了烤鸭而吃辅助吃鸭的食品，岂不大谬哉！此虽生活小事，并未酝成大祸，但自作聪明的教训则在有生之年应好好地记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