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婆，才有澎湖湾
作者:刘原
30年前产于故乡的木材缓缓合上，遮住了外婆在尘世的最后面容。
我携妻带子，从暴雨滂沱的湖南驾车千里，正是为这最后一面而来。我的祖辈凋零得早。祖母60年前死于伤寒，年仅9岁的父亲把她送上了五岭之巅；外祖父30年前病故时，正值母亲为我生日去街上买猪肉被卡车撞伤住院，全家无法回去奔丧；祖父22年前倒仆于故乡的火塘时，我正在几千里外的福州期考，父母甚至没告诉我。我从未参加过祖辈的葬礼，这唯一一次便是最后一次，我得祖辈的疼惜甚少，而外婆正是将我带大，最疼我的祖辈。
我驾车过衡山时，看到路牌，想起外婆此生唯一一次离开广西，便是来衡山拜佛，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一路雁南归，过衡阳永州桂林阳朔，熟悉的喀斯特山河扑面而来，车过荔浦，离外婆家蒙山仅几十里路时，泪水模糊了视线，我手足冰凉，只好停车，蹲在广西的稻田边，流着泪默默地抽了一根烟。
外婆走得是极安详的。那天傍晚，舅妈去做饭，一转身，96岁的外婆就静静走了，身旁无人。想来她是不愿惊扰子孙的。
暴雨倾盆的广西午夜里，守灵的人们都已疲乏睡去。我和母亲聊民国往事，外婆在一边静静听我们倾谈。母亲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爱读书的，外婆决意供她上学，所以母亲年幼时就赤脚走在蒙山的寒冬里，跟外婆去割8角钱100斤的草，挑到煤窑卖，如果近些的煤窑恰巧不需要，便要挑到几十里外的其他煤窑。如此艰辛微薄的收入，凑齐了母亲的学费，供她读完了师范，从乡村去到县城。
若无外婆昔年之含辛茹苦，母亲定然无法摆脱种田放牛的命运，而我亦无法走向更苍茫的中国大地。外婆不仅背过童年时的我，也背起了我后来的命运走向。
我今生的波折，外婆不知。她只知我在比秋天更远的远方不停飘荡。我在北京时，她问我天寒地冻怎么熬得过去，我再次离开广西时，她只忧伤地望着我。我没法解释这样的尘世流离，只好不说。两年前的最后一面，我跟外婆说，小时候，你说我的脚食指比拇指长，是劳碌相，如今我的孩子也是这样，你说他以后会如何？外婆淡淡笑着，说：我不记得了。我知她心有祈愿，只愿说吉祥之话。
外婆生于乱世，与肯尼迪、朴正熙同龄，见过无数的风云更迭。她的坟地在夫家孔氏的旧时深山密林。去新坟上香时，母亲告诉我，日军进犯蒙山时，外婆把襁褓中的她放在箩筐里，挑到这里逃难，穿着黄衣的日军扫荡，持旗沿着山下的小河而行，藏在山林中的母亲扁嘴欲哭，外婆说别哭，等下鬼子会听到，边说边把红薯干塞在母亲嘴里，母亲嚼着红薯干，再不哭闹。母亲那一刹若哭出来，只怕亦无今日之我了。
外婆下葬后，我独自来到外婆家外几百米处的梁羽生公园。几十年间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让我很难回忆起童年时的外婆家。当年的贫瘠河山已经变成艳俗霓虹。我缓缓走着外婆牵着我的手曾走过的山路，途经盘旋的七彩瓢虫，途经佝偻着腰的很像外婆的青衫老妪，神情恍惚。
我仿佛望见外婆抱着肥胖的我喊“谁在下面扯脚”，望见她佝着腰在烟熏火燎的灶台煮猪潲，望见她慈祥地喂我吃糍粑，望见她在过往的百年中国大地上，拉扯着成群结队的子孙走过田垄，然后嘟哝一声“走乏了”，在树根沉睡。
她不管我们了，她真的不管我们了，只留下我们在这斜阳里，在这暴戾粗莽的俗世里，各自挣扎浮沉。这人世，忽然万籁俱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