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另类
他一直是一个另类的父亲。
小时候，我是村子里最淘气的孩子——今天打了二伯家出来偷嘴的牛，明天把三婶家啄人的鹅撵得断气身亡，后天又率领本村的孩子与邻村的孩子为争夺一个能洗澡的池塘打群架……母亲就是那时候被我又气又吓得了心脏病。
每次我在外面闯了祸，父亲都不怎么责备我，却经常在母亲没完没了的例行唠叨接近尾声时，总结陈辞般地发言：“一个男孩子，不淘一点儿跟女孩儿有什么区别！”父亲的话，是无声的鼓励与纵容，我更加无法无天。
那时候我家几乎成了信访站，每天饭点儿时总有人前来控诉我的“恶行”。那些“对不住”、“都是我管教不严”、“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之类道歉的话，向来都是由母亲来说的，而父亲总是给人家递一根儿他平时舍不得抽的好烟，再沏上一壶好茶，默默地坐在一边听着。一次，等告状的人走了，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我：“你知道错了吗？”他第一次这样问我，我慑于他的严厉，说：“知道错了。”他一个耳光扇过来，打得我眼冒金星，我捂着迅速肿胀的脸，憋着眼泪问他：“我们今天去凿冰捉鱼，孙叔家三胖看小虎好欺负，趁他不注意把他推水里了，还把小虎抓的鱼给拿走了。我让三胖跟小虎道歉，他不肯，我不打他，他能把那鱼还给小虎吗？”母亲这时也过来劝他：“本来嘛，这事儿本来跟树儿没关系，他还不是爱打抱不平。”
“既然你也认为自己没错，那你干嘛说知道错了？”他的语气严厉得像要杀人一样，我的倔劲儿也被他激了出来：“那不是被你像要吃人的样子给吓的吗？”这话一出口，我又挨了一个耳光，比前一个更有力。“我明白地告诉你，第一个巴掌打你，是因为你是非不清，不敢坚持自己。你既然认为自己今天做得没错，那你为什么要说自己错了？第二个巴掌打你，是因为你慑于压力就可以做违心的事，说违心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晚上躺在炕上，捂着热辣辣的脸，想着父亲说的话，越想越觉得这顿打挨得值。第二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吃饭时，我亲自给父亲倒了一杯酒，然后又给我自己倒了一杯凉白开，举起来对他说：“爹，我敬你一杯。你昨晚那两巴掌打得好，我心服口服。”父亲一听乐了，把我的凉白开倒在地上，帮我倒了点儿白酒：“哪有拿凉白开敬酒的。”母亲说他没正形，他不买账：“爷们儿间的事儿，你一个娘们儿不要插嘴。”
结果那晚，上小学二年级的我喝醉了，具体地说是被他灌醉了，醉得暖乎乎的。第二天早晨醒来再看他，觉得他跟别人家的父亲很不相同，尽管他每天也跟他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也柔情
小学三年级时，最喜欢我的那个班主任调走了，新换的班主任对于我这个前任老师的得意门生十分不待见，不仅撤掉了我班长的职务，而且只要我的作业里有一个错误，她就会惩罚我把正确的答案写上100遍。刚开始，我还算顺从。每天晚上回到家，吃完饭就开始写作业，常常写到深更半夜。出于面子，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被撤职的事情，他们也觉得奇怪，他们的儿子怎么突然间变得刻苦起来了？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再次写作业时，突然心生委屈，一边写一边掉眼泪。这一幕落在父亲的眼里，他走过来问：“树儿，有什么题不会吗？”我倔强地不肯说，于是他开始翻看我的作业本，当看到密密麻麻写的都是同一道题的答案时，我以为他会发火，结果他问：“为什么要写这么多遍？”“老师罚的，说是为了加深印象。”我如实回答。“那要是不写100遍，你能记住这个问题的答案吗？”我说：“能。”“那就别写了，有那时间出去玩儿也比做这无用功强。”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确定他并没有反话正说的意思之后，我飞一样地跑出家门，一直玩到晚上9点钟才回家。回来后，看到父亲仍在等我，他问我：“明天老师问你没抄100遍答案你怎么办？”我迟疑地回答：“我就说这些题我都会了，没必要浪费那么多时间抄。有那工夫学点儿不会的。”“怎么不把爸爸搬出来当挡箭牌？”“我的事儿我担着，再说，我也没错啊。”他再一次笑了，语气神秘地跟我说：“你天天写作业写那么晚，那些作业你都会做吗？”“基本上都会做。”“那以后就挑不会的做，会的就不用做了。有时间多出去跑跑，男子汉，别整天呆在家里养成一副豆芽菜的身板儿。不过，不许耍滑，不会装会那是蠢猪。”
可想而知，他的这套教育模式会让我在老师那里得到多少批评，但有了主心骨的我并不以为意。老师终于忍无可忍地找上了家门，毫不客气地将他和老妈数落了一番，并威胁说：“你们家长要不配合着管教这孩子，那就请你们把他转别的班去吧。恕我直言，这孩子要是再这样无法无天下去，将来能不能吃上饭都不一定呢！”
“你放心，我明天就给孩子转班。就你这种老师想教我儿子，我还不放心呢！”父亲一把拉住又想道歉的母亲，掷地有声地扔出这句话。老师气走了，我对他说：“爹，你放心吧，以后不管我在不在她的班里，我都年年考第一。”他大笑起来，大声地跟我母亲说：“烧几个好菜，我跟儿子喝两盅。这小子，是个男子汉，像我！”
大学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他放开了酒量，却被我灌醉了。对他的畏惧就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理解中化为一种敬重。而我的那些狐朋狗友们却一如既往地怕他，说他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劲儿。
他更血性
大二的下学期，母亲病倒了，肝硬化发展到肝癌，已经没有了动手术的可能。确诊的那一刻，母亲执意要瞒着我，可是他却说服了我母亲：“别给儿子留遗憾，咱明天就进城，让你每天都能看到他。”
关键时刻，没有人能拗过他。母亲确诊的第二天，他便领着她来到了大连，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平房。见到我的时候，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要是哭哭啼啼的，我和你妈一秒都不呆。”
到了人地两生的大连仅两天，他便谋划好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生计——用小平房开了个小卖部，晚上在小卖部门口支一个烧烤摊。我们学校门口那熙攘的学生流足以养活我们一家三口。
他的生意从第一天开始就特别好，而且日益兴隆。就算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他也是一个眼光与胸襟非同一般的农民：他上的货从来不以次充好；对于来过一次的学生，他总能做到过目不忘，下次再来时就会热络地打招呼，想方设法地给予一些优惠；每到周末，他都会推出一样免费的菜品，若是免费的菜品送完了，他会不惜高价从别的摊主手里买，也绝不让他的顾客空欢喜一场。
每天晚上，安顿好母亲后，我便去烧烤摊儿上帮忙。起初父亲十分不满：“你一个大学生老往这小摊小贩的方向铆什么劲儿？”我回答他：“你可千万别看不起自己，这既是一个男人对家庭的责任，也是诚信为本的‘做人训练营’。课本里没这个！再说了，多少商界人物都是从这样的小摊儿做起的。”他听了哈哈大笑，从此不再阻拦我，倒是很放手由我打点那些小生意。有时收摊时，还剩下一些肉串青菜之类的东西，冻起来也不新鲜了，我俩就烤了自己吃，当然不会忘了喝上一两盅。
也许是年岁渐长的缘故吧，每每酒精下肚，父亲就会变得伤感，说的全是我母亲的病，检讨自己不该抽烟，不该脾气上来时拿我母亲当出气筒，不该这样、那样……常常是酒过三巡，我俩喝到眼泪汪汪，然后擦干眼泪，转回头给我母亲一张笑脸。母亲每次都贪婪地倚在门口，看着我们爷儿俩推杯换盏。她时常说：“我怎么看也看不够。”
一年后，母亲去世了，惟一值得欣慰的是，母亲的最后时光并不像别的肝癌患者那样被痛苦煎熬。母亲在老家入土为安之后，我和父亲喝到烂醉，他对哭得没有人样的我说：“我还陪你回大连，但咱得说好，等你毕业了，我就回老家来。那时候，你成家立业，我也好好过我的晚年生活，不让你挂心。”
就这样，没了母亲，我开始与他相依为命，守着那个很小的烧烤摊，守着我们父子相伴的光阴。大四那年，系里将我定为保研的人选，但我拒绝了，我太想早日工作，拿着工资给他买酒喝了。当我的导师为此找到他时，他对导师千恩万谢，送走导师，转头愤怒地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存折：“你不就是为了早日挣点儿小钱嘛？呶，这些都给你。人家都说农村出来的孩子短视，没想到，你还真没给我长脸。”我反驳：“现在大学生就业都那么难，就算读了研究生不也一样？”
我以为，这句话就算不能说服他，至少也让他没话说。可是，他却顺手拿起一个啤酒瓶，哐的一声摔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对我说：“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当初何必考大学？如果你自己都轻视知识，那我告诉你，你念到博士、博士后也是个废物！知识是啥？知识不是现金，你学了立马就变成了钱。它就好比农家肥，那是无穷的后劲儿；它是向上的砖头，一点点儿摞出来的。总有一天，你会比别人看得高，看得远。人这一辈子是长跑，你以为是只跑50米就冲刺吗？”
父亲的一番话再次点醒了我。晚上收摊后，我郑重地给他斟了一杯酒，对他说：“爹，我错了。我读研，争取做个有后劲儿的农家肥。”他一听，笑了，将那杯酒一干而尽。
我说：“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得晚几年才能享清福了。”他大笑着挥一挥手，说：“看着儿子有出息就是福！跟你妈比，我多享了多少年的福啊！”
就这样，他依然守着那个小烧烤摊陪读。直到那个夏天，发生了那件震惊全城的大事。
我研二下学期的一个星期六，天气很热，有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从晚上6点钟一直喝到12点，还没有走的意思。父亲走过去劝他们：“小伙子们，都12点了，快回家吧，你们的父母好着急了。”没人理会他的话，等他第二次去催促的时候，有几个人不耐烦地说：“又不是不给你钱，催什么催！”另外一个人大声命令：“再烤30个小串。”当我把烤好的肉串送给他们时，其中一个人摘下我的眼镜说：“一个烧烤摊的小服务员戴眼镜装什么斯文！”我虽然满腔怒火，但还是想要回眼镜。结果那人把眼镜扔在了地上，说：“对不起，掉地上了，你自己捡吧。”正当我弯腰想去捡眼镜时，旁边的一个人冲着我的后腰便是一脚，我一下子抢在了地上。
等我狼狈不堪地从地上爬起来时，第一眼就看到父亲已经抄了一把菜刀冲向了那帮小混混，我赶紧死死地抱住了他，那几个混混趁势上前对我们爷儿俩一顿拳打脚踢。父亲的菜刀挥舞着，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切都静了下来。我看到一个小混混血淋淋地倒下了，另外几个人慌忙逃窜，转眼不见了踪影。
就这样，父亲成了杀人犯，尽管很多人都说那个人死有余辜，可是，父亲还是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宣判之前，我一直见不到他，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我流着眼泪想刚强的他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会遭多少的罪。
直到宣判那天，我才再一次见到父亲。尽管穿着囚服，可他依然像往常那样干净利落、目光炯炯。他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官宣布的时候，我没有在他面前落泪。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哭哭唧唧的样子。
第一次去监狱探视，他跟我开玩笑说：“这儿哪都好，有吃有喝有活儿干，就是馋酒啊。”我说：“等你出来了，我天天陪你喝。”那天，我们说了很多话，就像他一直在我身边时那样。等到我要走时，他望了我良久，喃喃地说：“儿子，我的好儿子，爹对不住你，以后要靠你自己了。好好活，活出个样儿来。”
走出监狱，我在寒冬的街头放声大哭。从此之后，我怀着一份无处言说的悲壮，努力地好好活，希望每次见到他都可以让他听到好消息。尽管每次，他都会鸡蛋里挑骨头地指出我的不足——但他说的一切，我都奉若圣旨。
那天，我随意在网上浏览，看到了这样一行字：“永远不要当着一个父亲的面，打他的孩子。”短短的十几个字，顿时令我泪如泉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