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坏人都发了财了。我还在纳闷，怎么你居然在做律师，你应该在包工程啊。”她一本正经的道。
我沉默了。我知道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定格了，换句话说，她一直没有原谅我。
下午，我们一起去了位于市郊的市看守所。令人奇怪的是，不知是太久没见过女人了还是怎么着，陈二宝见了她，居然竹桶里倒豆子，一五一十的把案情交待的清清楚楚，本案的好几个疑点均迎刃而解。
“你行啊！”从看守所里出来，我表扬她，“我弄了仨星期都没弄明白的问题，你一个小时搞定了”。
她看了看手机，笑道：“是五十五分钟。英美法系里对律师培训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还原事实真相，不是让当事人自己说，而是由律师引导着当事人说。律师要带着自己的问题，带着对案情的分析和假设来会见。”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
“刚才来的路上，我翻了一下你的卷，随即拟定了几个问题，我带着这几个问题去问，很快就清楚了。”她笑的有些得意，“比如，犯罪嫌疑人身高168公分，而被害人身高183公分，就算被害人站在那儿不动，嫌疑人都不一定能打中他的鼻梁，即使击中的话，也会在鼻尖或鼻翼。还有，被害人的鼻骨骨折是由嫌疑人的哪块手骨造成的？这些都很重要，都要推敲”。
我开始对她有点佩服了。
我打开音乐，车里回荡出李健的《风吹麦浪》：
我们曾在田野里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