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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发生的意外，使我和闵娜的冷战状态得到了缓和。
毕竟这么大的事儿对于我和她来说，都不是可以不闻不闻地随之而去的。
尽管家中的经济状况仍然很紧张，但当我提出将写剧本赚的三万块钱稿费拿出来时，闵娜还是二话没说地支持了我。
我也很懂事儿地趁机抛出橄榄枝，主动表示了悔过，并运用“夫妻间床头吵架床尾和”的俗话对她进行了劝导和实际操作，效果十分理想。
虽然我和闵娜又和好如初，但我知道有一件事不能再拖延了。
这几天以来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不管是对于闵娜，还是对于我，或者对于水柔来说，不继续住在一起，都是个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决定找个机会和水柔说一下。
但由于太爱面子，一直想不到有什么最好的借口。
正在这个时候，闵娜的妈妈打来电话，说下周要过来住几天。
我翻了翻日历才发现，原来已经快九月份了。
不久前的高考，闵娜的弟弟考上了上海一所重点本科，没几天就要开学了。
当初录取通知书发下来的时候，我和闵娜就劝她妈妈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但她拒绝了，说她在深圳也住够了，想过去上海陪读。
我们听了都表示反对，但老太太心意已决，说想换个城市，也换种心情。
这次她们说要过来住，应该是想直接从广州走。
我正发愁没什么借口跟水柔说呢，老丈母娘和小舅子要来了，正好需要两个房间，没有比这更好的理由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难开口，最后迟疑和犹豫了好久，还是没能突破自己。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闵娜。
她倒是很平静，像对待普通房客一样地跟水柔讲了。
水柔究竟当时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不知道，因为她要搬出去的那天，我早早地出了门，以钓鱼为借口躲到了蒋大彪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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