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大头时常走进我的梦里，而现实中大头也是和我联系最多的，只不过以前是在一起，现在是电话，我们也尝试过网络，可是我看到5元每小时的费用和他那边上个网要步行一个小时的运动量，我俩选择了电话。
大头其实也不快乐，毕业后虽然他通过关系进入了国企，但是却被分配到了一个山区的厂子做保管员，而那个厂子原来是个军工企业，被建在鸟不拉屎的地方，而且厂里全是和尚，一个尼姑都没有。到了夏天热得时候，清一色的西瓜瓢，反正没人看。
大头总是向我发各样的牢骚说，不想干了，想辞职，怕在那里再呆半年看到母猪都想亲一口。
我则和大头诉说，我这里倒是美女遍地都是，环肥燕瘦，玲琅满目，可是我却只能晚上把自己隔离在这个龌龊的旅馆房间，听着隔壁有节奏的交配，自己手指上下取索，最后去外面的公共洗手间刷去最后的海飞丝的芳香。
大头则会说，你说那时候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多好，多单纯。
我则把手机贴到了墙壁上分享曼妙的歌声给禁锢在寺庙的大头听听
用多年之后流行的一个民谣歌词说就是：
我在南方的艳阳里红杏隔墙
你在北方的寒寺里上下求索
我最终还是结束了这样的生活，然后被安排进了工厂的八人间宿舍，和一群五湖四海的无产阶级兄弟一起。
因为我最终还是接到了赵锋师兄的慰问电话，当然前提是我给李思想打了好多次电话之后。
而我决定请赵锋吃饭的前一晚，我看了看自己干瘪的钱包，还是咬了咬牙，去外面的商场买了两条软中华。
只是在我颤抖双手付款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我开始堕落了，也开始融入这个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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