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林
那棵树一直是那个城市的标志。
那是一棵银杏树，亦叫白果树。此树雌雄异株，生长极慢，寿命却又极长可达千余年，故也有称公孙树的。
那树确实是有些年份了，据权威人士考证树龄应在八百年以上，也就是说此树约栽于宋光宗绍熙年间。
朋友丘岭老远的赶来，一进门便兴致勃勃地对我说那棵树。当时虽然已开了春，但天气依然寒冷。他穿一件崭新的皮茄克衫，一副挺兴奋的样子对我喋喋不休。我没有认真地听他说话的内容，我的注意力似乎更多的被他那件崭新的皮茄克衫所吸引。我为他泡好茶并点上烟，那是一个普通星期天的下午。他将整个身子深深地陷进沙发。我闻到一种皮革固有的气味。我寻思他那件皮茄克衫的皮肯定是真羊皮。
丘岭农家出身，本在乡间当文化员。他颇有几分才气，开始是学画习字，有几幅书法作品曾经到省里去转了转，也就只是转了转到头来还是统统打道回府。我那时还在那市的文联工作。他在省里参加书画展回来经过我处。他抱着自己那几幅书法作品和我谈论艺术。他从书法延伸开去，从字体字型说到结构空白说到气势意趣。对书法我可谓一窍不通，但他对艺术的理解已远远超越了书法本身。后来他说到这次展览说到展览后的评奖说到自己名落孙山。他说：搞书法真是没意思，拉帮结派吹吹拍拍根本无艺术可言。我几乎就为他惋惜。我想他如果能搞文学创作也许会有出息的。
后来他果然迷上了文学创作，也不知是否受了我的影响。按惯例在文学青年的行列里立正稍息了几年，虽不见有大的出息，但和我的交往却日见加深。他所供职的乡文化站在海边一隅，到市区约需三小时，况且那条公路穿山过岭峻险狭隘，经常传来车翻人亡的事故通报，但他从不畏旅途艰辛，隔三岔五频频往市里跑。到市里必到我处小坐片刻。开始是在我的办公室里，后来就到了我那简陋的寝室里。
我那时在那市独立自主地过着单身生活。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支配我所有的时间。我衷心地希望和欢迎所有爱好文学的朋友来和我一起享受那种对时间能够随心所欲的快感。他送了一幅最好的书法挂到我那不成体统的寝室里。我们就在他这幅几乎已成正果的书法下通宵达旦地抽烟喝酒探讨世界切磋文学。只是这样的好光景马上就被了结，不久我便跑到现在这个城市里来工作了。
我将他的书法也带来了。现在我们就坐在他的那幅书法作品下面。新居的光线充裕使他的那幅书法更显得芙蓉出水般的高雅。他对此毫不在意，只是兴致勃勃地说那棵树。
那棵树在市政府门口已经长了有许多年头了。市政府本是旧衙门，那树也不知是哪一朝父母官或是名流富豪栽下的，政府换了一茬又一茬，大门也不断地更新，只是这棵树依旧。眼下的大门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灌起来的，又高又阔，上面国徽威严，两边牌子齐整。那树也真会找地方长，既不在中间碍手碍脚喧宾夺主，也不在边上遮遮掩掩的有损府容。它长在大门左边。大门左边是警卫室，边上是机要科保密室电传机房计算机室，都是要紧的所在，那树就长在这要紧所在的前面，好似一道屏障真个是恰到好处谁见了谁夸。离市政府老远就能见到这棵耸天大树。外地人初来乍到地生人不熟想打听市政府所在，就省了许多口舌——找那棵树去，那最大的树！于是，那棵树便几乎成了一种象征一种代表。
丘岭扶了扶眼镜，看我。我知道他是在征询我的意见。
你说的是那棵树。
哪棵树？丘岭茫然地望着我。他一时间竟还有些转不过弯来。
你说的是那棵白果树。
哪棵白果树？他依然装糊涂。
就是那棵呗。我心里有数，尽管我现在和那个城市已经有一段地理上的距离，和那棵树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上的距离;我虽然偶尔还要去那个城市，但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那棵树了。
那棵树离我家不远。
我记得我还很小时那棵树就很大了。那树好像一直就没主儿，孤零零地長在路中间。幸亏那树粗壮高大，历经风雨无所畏惧。小学低年级时我看到高年级的同学将那树叶儿夹在书里，那树叶儿又结实又平整，作书签确实不错，心里便十分的羡慕。想想那树之高大，自己是断断爬不上去的，只有等到秋冬季节，跑那树下去捡树上落下的果子。
当时那路不宽也不平整，路边也没有太多的屋，更没有高楼。去拣果子的大都是我们这样年纪的孩子。听大人们说这果子有毒，吃了要变聋子哑巴。我们拣那果子来，在坚硬的果壳上开一个小洞，用针将里面的果仁剔去，剩一个空空的硬壳，放在嘴边就是一个嘟嘟作响的哨子。
丘岭试图介入我的氛围。他将嘴撮起来，吹出来的只是一声人为的口哨，将我刚刚建立起来的情调破坏殆尽。
像你们这样年纪的孩子都去捡？
都去，那树下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几乎全是人。
来了汽车咋办，交通不就给堵住了？
哪来的汽车？看汽车要专门跑汽车站去看，稀罕着呢。
丘岭摊开手说：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吗？我听到街头巷尾到处响起白果哨子的声音。
你说的确实是那棵树吗？
当然，我说：只是时间问题，由于时间，那条路面变得越来越平整越来越宽阔，路边的房子越造越体面越气派。那条路后来成了那市的主街道，浇水泥路面时没人想到要放倒那棵树，施工人员按树围大小给那棵树空下一块泥地。那树就立在那城最热闹最繁华的街道正中略略偏左些的某一点上。
那树从来就没有挪过地方？
我想是没有的，这么大的树是没办法挪动的。
你从来也没想过吗？
我愕然。我在那树下来来去去已经有几十年时光，从来就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我想所有的人都不会去动这样的念头。尽管那棵树边上后来造了影剧院，散场时人山人海显得有些拥挤，但没有人埋怨指责那棵树长得不是地方。那棵树一直理所当然地长在那里，人们还在它四周围上一小圈铁栅栏，铁栅栏很精致，虽然只有一米高，但从不见有人翻过铁栅栏往树上爬。人们设铁栅栏的用意当然是为了保护它而不是限制它。
不过，我想还是挪个地方的好。比如说让它长在市政府门口。丘岭坚持自己的想法却作出一副谦虚的表情。
我不作声。我知道他早就有意思让那树挪个地方。
那一年丘岭来找我，他说他那个地方太闭塞太落后太不适合搞文学艺术。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说，环境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我想他如果能到市文化馆里来当创作员一定会有很大的出息。树挪死，人挪活，人和树不一样。不过，那时丘岭还没见过那棵树。他所在的乡间有许多杂树林，树很多密密麻麻一片一片的但都不大。乡政府门口有一棵才几十年的樟树他还一个劲地向我吹嘘。他不知道如此繁华热闹的市区里会有如此古老珍贵的树木。
过不多久，他果真就到市文化馆工作了。虽然是借用，但毕竟是从乡间到了市里，这里面似乎有我的一点功劳。文化馆没有多余的住房，他暂时和我住一室。
第一个晚上，我以东道主的身分带他去熟悉那个城市。那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现代开放的城市。市区某些地段还有保存完整的古城墙，而在那些主要街道上却布满了舞厅咖啡屋发廊酒吧。对这一切他似乎都没太在意，只是当我们从那树下经过时，他才表现出一种兴趣。
是一棵树吗？他近乎怀疑地用手去抚摸树身。
难道不是吗？
是银杏吗？他仰起脸。
是的，你大概从来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银杏树吧？
是没见过，这么大的银杏树少见，不过它似乎不应该长在这里。
你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说。我看到所有的行人车辆远远地见到那树便减速绕道缓缓从树边经过。
如果换一个环境，比如在一个风景区里或是在一所寺庙前。
根本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严肃地告诉他，这棵树早于这个城市早于这条街道更早于街道两旁所有的高楼大厦。树挪死人挪活，人可以挪来挪去这里那里地调换，树不行。
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我的观点。他当时刚到那所城市，对一切感到新鲜陌生甚至不可理解。总之他对市里的一切不习惯，而他之所以到市里来是因为他对乡间的不习惯。实际上他和乡里领导同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大家都很看重他，他字写得好画画得好在乡间就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日间他常常是陪乡长书记们下村，主要的内容是抽烟喝酒。他能抽烟但酒量不行拳也不会猜，领导说不要紧你这么聪明一学就会。于是就常常往他肩上压担子，往他杯里加酒让他经受锻炼。到了晚上他想读书写字，同事们就来拉他打扑克搓麻将，乡里干部这两项也算是基本工作不能例外。他自然也不好搞特殊脱离群众。
日复一日，丘嶺陷于这样的生活中无法自拔。现在好了，他终于步出了泥淖摆脱开许多温情脉脉的纠缠，但他马上又感到新的不习惯。每当他从那棵树下过时，他总要说那棵树长得不是地方，继而强调自己对现状的不适应。
他肯定是不适应的。他到文化馆是借用，说白了就是临时工。名义上虽说是创作员，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差使他。扫地擦桌打开水，一应杂活理所当然地落到他的身上。文化馆是个松散所在，只有他不能松散，要守办公室守电话。有人打电话到文化馆没人，就会说丘岭呢丘岭哪里去了？搞卫生大检查文明城市创建大街上要拉横幅标语，找丘岭去;开大会要布置会场，找丘岭去;宣传橱窗该换换了，找丘岭去;玻璃破了，找丘岭去;藤椅坏了，找丘岭去;聊天少伴，找丘岭去……
有什么两样？每每说起这些，丘岭便表现出一种得不偿失的烦恼，似乎有点怀念原先乡间的工作。
你想回去吗？
我不想回去。
你真的不想回去吗？
真的不想回去。丘岭非常坚决地肯定市里的优点：不管怎么说，图书馆有这么多书，还有聊得来的朋友，更要紧的是隔三岔五的说不定就会碰上一些大腕级的人物。那次，北京来了一个编辑，我带丘岭去见面，他一整天脸蛋都是红彤彤的兴奋异常。
我想他说的是实话，除了上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和书和朋友在一起。这样当然不错，可一个农村户口长期在市里做临时工总不是办法。当然，你如果完全是靠出卖体力或者是技术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城市有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作为朋友，我很想在这方面给予尽可能多的帮助。但我的能力实在有限，除了鼓励他发奋图强努力创作争取成名成家外，便一筹莫展。
就这样吧，让那棵树挪到市政府门口，这样后面才会有戏。看来，丘岭对此已是打定主意。
地点当然很要紧，不过没有那场台风，戏还是冲突不起来。丘岭陷于沙发之中已经完全进入角色。
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至某时某市将遭受到有史以来最强烈台风的袭击。气象部门通过先进的科学仪器，早早地预测出台风的风力路线并将之及时报告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领导。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的头头脑脑兵兵卒卒们全都动起来了。因为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台风，所以大家将全市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考虑到了。小说中所要表现的是所有人对那棵树的态度。
首先是警卫室的警卫们，他们只是随便说说：树大招风，这么大的树加这么大的风，会不会发生点什么？假如那树真要是倒下来——这一假如让机要科保密室电传机房计算机房的人们吓出一身冷汗，几个所在几乎就是市委市政府的心脏，要真让那树将这心脏给砸了，光经济损失就几百万，那政治账就没法算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就找到了办公室主任要求采取措施。办公室主任想想这确实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有考虑到的漏洞，是个表现的机会，就去找市长反映，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为确保关键所在的安全，应该将那树砍去。
那树是园林处的宝贝，属特级保护对象，听说这次台风特别厉害，怕此宝贝有损，便给城建委打报告，要求引起足够重视。城建委主任也认为这是件大事不能疏忽，便找到市长，声称那树是古树名木，属国家级保护的二类珍稀树种，不仅不能砍去，而且应当予以加固保护。
以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都提出来供市长参考。但供电局提出了另一种意见。有一根高压线在那树下穿过，为确保线路安全，是否可以将高于高压线以上的树冠部分截去。
几种意见几种方案最后汇集到市长那里，等他拍板。几个提供方案的部门领导人一日几趟地去看那树的动静，各种感情互相交织错综复杂，而市长每日几次从那树下经过，不动声色让人着急。
后来呢？
你是说结果吗？
总该有个交代。
我想那个市长如果有些头脑，他不会同意砍树，至少不会同意将那树尽数砍去，不过这样意思不大。市长是个庸才，他聽信办公室主任的鬼话，或者他对那树没有好印象。
你是说那树被砍了？
被砍了，整个儿被砍了，市政府一下子被暴露在光天花日之下触目惊心，这时台风还没有来。
就这样被砍了？
你是说市长不同意砍树，而是采取保护措施，或者是采取折中砍去树冠部分，把好好一棵树整治得不伦不类？
干吗要让那棵树受罪呢？
那你的意思是说台风压根儿就没有来？台风没有来这个主意不错，那些家伙一个个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知道市长究竟会对那棵树采取何种措施，对自己提出的意见是采纳还是反对，这关系到自己的前程。这个主意确实不错。
我和丘岭分手时，他对小说已经热爱得如醉如痴。最后那个晚上，我和他从那棵树下过时，他突然又有了感叹：
我想我还是回去的好。
你是说回那个乡下去吗？
这棵树本是不应该长在这里的。
为什么不指责这条街呢？
我想这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你对这里的一切还是无法习惯吗？
丘岭当时已经有许多成就，发表了许多小说，文化馆里经常有编辑部寄给他的汇款单和杂志。鉴于此我劝他不要回乡下去。我说，你应该坚持下去，习惯这里的一切。
后来我才知道我实在是难为了他。他那边乡间有老父老母还有未成年的弟妹。父母给他说下一门亲事那女方家庭各方面都还不错的。女方父母都是乡间的头面人物，实在是因为看中了他的才气才下决心将女儿嫁给他。女方家已大兴土木为他们小两口造下一幢三层楼房。他当时跟家里跟女友都说只是到市里帮个忙很快就回的。这个忙一帮就是三年，而且还真帮出点名堂来了。但名堂不是很大，虽然发表了一些小说，但在关键地方却没能如愿以偿。
当时文化系统有一批转正名额，丘岭也属范围之内，只是人太多都眼睁睁地盯着那几个名额。丘岭和我说时，我问他有无把握。他说不知道。我说：我认为你是当之无愧的，放心地写你的小说吧。他说他也这样想，因为单位里上上下下对他都还不错。但就是那些原先跟他不错的同事不仅没能给帮忙，还在领导前面说了许多意见。尽管他工作不错几乎无可指责，但还是有人说他到市文化馆来只是一种过渡只是当作一块跳板。你看他那架势，压根儿就没打算在这里干下去，只要一转正肯定就飞了。领导大概惜才如命便没给他转正。
那次他跑来对我说转正的事吹了。
吹了么，可是你的小说写得真不错了。
你是说我的小说写得不错？我真不敢相信。 .
你不相信吗？可确实如此，我相信你的小说会越写越出色的。
你是说我的前途很光明吧？
于是他在市里面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写他的小说。他的小说果然是越写越出色。当时我们已分居二地，他依然常常跑到我这里，与我探讨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种种作法。我因为离开了文联对文学的热情大减，和小说更是拉开了距离。他和我说语势语态结构态度幻想精神形而上形而下，就像他当年坐在我办公室里和我说书法，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我问他近况。他说自打我离开后，他在那个城市里几乎就没有了知己感到很孤独。转正的事毫无消息，他只能继续他的临时工生涯。乡下的女友依然在等他，在城市里消费高，他那几块工资常常不够开销，乡下女友经常拿钱接济他。当时是冬天，他穿一件军棉袄，手上有几块冻疮。我走以后，文化馆依然没有给他住房，他租了一间民房。他对我说租来的房屋就在那边上，离那棵树很近。我说：那是市中心，房租肯定贵。他说：房东的女儿是个文学青年，对他很崇拜，要是他有意思，甚至可以不付房租。我说，这很可贵。而丘岭却有一种英雄气短的神态。
这个结果怎么样？
哪个结果？你是说那棵树？
就是那棵树。
哪棵树？你是说小说中的那棵树？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对那棵树的安排是非常荒唐的，因为是小说，这种荒唐的安排又是合理的，因为小说本身只是一种虚构的假设，关键在于作者的态度。
丘岭侃侃而谈。关于小说看来他已经钻进去很深，相比较之下，我变得目不识丁。我现在的大部分时间只是用来坐在办公室里和几个年过花甲的老人一起翻翻古籍志书，查找与我现在所居这个城市有关的史料。至于那个城市那棵树，已属于记忆中的想象——那棵树傲立于热闹的大街上，树的左边是全市最大的电影城，树的右边有全市最大的自选商场。我知道眼下我和丘岭已无法谈小说。
那棵树还是老样子吗？
你是说那棵树吗？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有一次一辆汽车和树碰了一下，幸亏外面有铁栅栏，那树伤得不重。
你是说汽车将树撞了？怎么可能呢，那街又宽又直。
我也说不清楚，那个晚上整条街上就这么一辆车，就是这么一辆车却将树撞了。还是在晚上？
是在晚上，很晚了的晚上，当时我们就靠在树下，那车亮着大小车灯直楞楞地开过来，那灯光照得我们睁不开眼，她抱住我叫了一声，那车就撞上来了。
她是谁？
丘岭告诉我，那个晚上房东女儿约他出去散步，他们走累了就靠在那棵大树下聊天，后来就发生了那事。汽车没有将他们撞中，但汽车将铁栅栏撞弯了，一根铁栅栏别出心裁地弯过来，毫不犹豫地将那尖头刺进房东女儿的大腿。
这似乎应该属于另一篇小说的情节。
也许是的，但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处理结尾。房东女儿的腿上缝了十多针并缠上了一圈一圈白色的绷带。她不娇气很能熬疼。她常常瘸着一条腿到我屋里对我说不要紧之类的话。
现在的问题是你乡下的女友。
乡下的女友也听到了这事，她跑到市里找文化系统的领导，要求将我放回乡下去。领导这次没有马上作什么决定而是来征询我本人的意见。回乡下去还是留在市里，一切由我自己定夺。领导让我别着急，全面仔细认真地权衡利弊得失然后再作决定。领导们说这不比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随心所欲。
确实是两码子事。生活和小说的区别大概就在于此，小说可以千百次地重构，而生活只能是一次，生一次，死一次。
正因为是一次，所以你无法比较这一次或另一次哪一次更好一些。由此我想领导们留给我的选择并没有什么意义，留在城里和回到乡下也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由此及彼，写小说和不写小说也是一样的。
你怎么能这样想，写小说对于你来说毕竟是重要的，生活中无法选择的可以在小说中选择，比如你所说的那棵树——
不管我如何选择，那棵树还不是在原地长得好好的。丘岭将茶喝够了将烟也抽足了。他站起来说：我该走了。我说：吃了饭再走，我们再说说那棵树。他说：我得赶回去。他坚决要走，至于那棵树，他好像压根儿就没提起过。
我不知道他要赶回哪里？他已经出了门，外面大概有点冷，他竖起了皮茄克的领子，他向我挥挥手。我突然感到他大概是再也不会来和我说小说了。然而那棵树呢，我想，没有人可能改变它的样子。
责任编辑/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