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烈已有两年没见面,这期间通话数次,但都感觉没什么话好说,要不就是他正忙着,或者我不在状态,仅有的表达是我问他过得怎么样,他说还行,而面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和他如出一辙。
交流欲望的寡淡,和我们相距几千里不无关系,倒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果真无话可说,大的波澜没有但小的烦恼并不缺乏,可总觉得没有细说的必要。将自身的烦恼传递给远在天边的朋友,这有点不像话。大概李烈也如此想的,所以局面很是沉闷。
而内心里,我渴望帮李烈分担,尽下朋友的义务。李烈没有给我机会,这一度令我为这份友谊的下场感到担忧。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设想过李烈惨死在外地的景象。他所在的西部戈壁滩,时而有暴力冲突事件发生。我问李烈,新闻上说的暴动离你那边近不近。李烈语气平静,就在我们这个县城。我顿时惊呼,那你没危险吧。李烈在电话中让我放心,虽然暴动就在身边,并且时而发生,但他活得好好的。后来再出现类似的新闻,我也懒得向李烈求证。
不得不说,这两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李烈如同死人一样,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交集,单凭电话那头的声音,能证明是个鲜活的肉体吗,这非常值得怀疑。即便缺少了个朋友,生活不还是要继续吗。反观我这两年的生活,并没有因李烈不在而有什么不对头,假设他没有跑到祖国的大西部去,还留在本地,我的生活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和李烈最近一次碰面是在前年年初,当时徐大成刚在聚贤苑小区买了房子,我去帮忙组装家具。然后李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李烈来了之后,我们几个男的一起组装家具,只是一个大衣柜,因为没有说明书,捣鼓到天黑才终于完工。然后我们六七个人去体坛小区的大排档吃饭,由于都是高中同学,算得上是个小型的同学聚会。去体坛小区,也是因为几年前我和徐大成一起在这里租住了大半年的时间,当时我们没有工作经常兜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每当这时候我就喊李烈过来小住几天,然后他便会请我们吃路边摊,喝点啤酒什么的。这种情况持续到那年的秋天,天气转凉后我们退掉房子,各奔东西。现在回头来看,在体坛小区的那几个月,算是我们青春的尾巴。听起来有点矫情,而且过得有点苦不堪言,我们如此怀念它,正是因为自由以及无所事事。
刚过完春节没几天,气温很低,我们坐在大排档里面的小平房里,菜上桌没一会就凉了,身子发冷,喝了点酒也没感觉暖和。大家缩着身子说着上学那会的事情,除此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然后相互敬酒递烟,慢慢的,大家脸上都有点麻木和坐不住了,可也不好意思告辞。后来李烈出去接了个电话,说有事先走了。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吞吞吐吐地没明说。李烈走了之后,我们又喝了会,直到冻得鼻涕都流出来才散场。第二天我给李烈打电话,在我的逼问之下,他才勉强说出来。昨晚他和欧小蕾在旅馆住了一夜,高中的时候李烈就喜欢她,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夙愿达成。我问李烈感觉怎么样,他的情绪不太高,说两个人压根没有做爱,只是抱着睡了一晚。欧小蕾想等到结婚时再把身体交给李烈,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烈没了兴趣,不是他不想负责,这么多年他对欧小蕾念念不忘,但是两个人不太可能结婚。李烈的母亲绝对不同意自己的儿媳是欧小蕾这种一米五身高的,其实他儿子个头也不高。用他母亲的话说,你都这么矮了,还要找个比你更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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