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到丈夫斜靠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坐在血泊中。血已经开始凝固，将丈夫算命的道具和他的裤子黏在劣质地砖上。血泊里还有两把尖刀，大概一尺长，单面开刃，也黏在那里。
她一见到丈夫，就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寡妇。她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要拨打120。“不用拨了，”旁边有人说，“我们刚刚已经拨了。”
“来了也没用了，”有个人低声说，“人已经走了。”说话的是旁边水果摊的摊主，蔡玲认得他。
“谁干的？”蔡玲问。
“不认识，不过没跑，到小区里面去了。”
“我要杀了他！”蔡玲歇斯底里。她从水果摊上抓起水果刀就往五号楼跑。她终于明白那儿为什么围了那么多人。
“拦住她！拦住她！”水果摊摊主在后面大喊。
警车先于拦截蔡玲的人抵达，刺耳的警笛停歇之后，先是两个警察冲下来将蔡玲按倒在地，接下来又下来几个端着微型冲锋枪的警察，攻击队形冲到了五号楼下的超市门口。
“我在这儿。”郭勇大声喊。
警察夺下蔡玲的刀后，放开了她。蔡玲来到五号楼门口的人群中，看到正被警察戴手铐的郭勇。郭勇冲她笑了笑，她—下子瘫倒在地。
无论弟弟走到哪儿，哥哥就会跟到哪儿。他们分享彼此的一切，玩具、童年、父母、时光、财富和幸福。他们也分享了女人和死亡。郭勇在甘露园跟踪观察郭良，已经有三个月时间。他一直在寻找下手的机会，同时也在设计杀死郭良后的逃跑路线。他在供述中说，刀是他在康家沟菜市场购买的，在甘露园对面找了个磨刀师傅给磨得锋快。
“拿到刀后，我一直很犹豫。有时候我对自己说，算了吧，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我们以前感情那么好。后来想起往事，想起他骗我做了和尚，吞掉了我的家产，夺走了我的女人，我就充满了复仇的冲动。下手前我就想好了，我不跑了，陪他一块儿死。反正我也跑不掉，甘露园门口，往南是朝阳路，往北是朝阳北路，天天堵车，你们警察的网格构成了天罗地网，我往哪儿跑都是死路一条。”
郭勇说，当他第二刀给弟弟割喉之后，弟弟回头看到他时的惊恐和绝望眼神，让他崩溃。他后悔了，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引发手足相残的，是十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时候郭勇是一位开发商，正逢房地产市场的黄金时代，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弟弟郭良在公司中为哥哥帮手，出谋划策，用今天的说法，是公司的首席文化官、首席信息官。那时候哥哥有个女秘书，叫蔡玲，是哥哥的女朋友。他们已经谈婚论嫁，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就会去民政局登记结婚。“那时候郭良天天叫我嫂子，”蔡玲说。
蔡玲的日记记载了当时的甜蜜：“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坐在他身边看他指挥若定；就是躺在他臂弯里倾听他的心跳；就是靠在他肩膀上充满安全感；就是为他做上几个小菜，看他狼吞虎咽；就是每天与他对酌，陪他看星光月亮；就是他在身边时爱他，他不在身边时想念他。所有的不安都已终结，幸福就是一觉醒来发现不幸是一场谎言。”
郭良打小就有一个算卦的嗜好，他喜欢研究《周易》、《梅花易数》等书，闲来无事会打上一卦。郭勇说弟弟打卦非常灵验。他们还小的时候，住在四合院里。有一次他要外出，弟弟给他打了一卦，说他会有无妄之灾。他不相信，结果刚出门，就被邻居兜头一盆洗脚水，他从此就信了弟弟。他创业之后，公司里需要决断的时候，他都会请弟弟打上一卦。
十年前北京市在反贪腐行动中处理了一名官员，坊间传言郭勇涉案。郭勇为此惊慌失措，就让弟弟给他打了一卦。弟弟给他打了一卦，建议他外出避祸，最好是出家为僧，等风平浪静的时候再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