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年前，父亲从外面带了一架时钟给母亲：一尺多高，上圆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计时盘，盘的中央和边缘镶着金漆的圆圈，底下垂着金漆的钟摆，钉着金漆的铃子，铃子后面的木框上贴着彩色的图画——是一架堂皇而且美丽的时钟。那时这样的时钟在乡里很不容易见到，不但我和姐姐觉得非常稀奇，就连母亲也特别喜欢它。
母亲最先把那时钟摆在床头的小橱上，只允许我们远望，不许我们走近去玩弄。我们爱看那钟摆的晃摇和长针的移动，常常望着望着便忘记了读书和绣花。于是母亲搬了一个座椅，用她的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说：“这是听的，不是看的呀！等一会又要敲了，你们知道自己呆看了多长时间吗？”
我们喜欢听时钟敲响的声音，常常问母亲：“还不敲吗，妈？你叫它早点敲吧！”
但是母亲望了一望我们的书本和花绷，冷淡地回答说：“到了时候，它自己会敲的。”
钟摆不但会动，还会嘚嘚地响下去，我们常常低低地念着它响的次数。但母亲一看见我们嘴唇的翕动，就生起气来。
“你们发疯了！它一天到晚响着，你们就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吗？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给人家去，免得害你们……”
她虽然这样说，却并没把它停了，也没把它送给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钟，天天把它揩得干干净净。
“走路轻一点！不准跳！”她几次对我们说，“震动得厉害，它会停止的。”
真的，母亲自从有了这架时钟以后，她的举动就更加轻了。她到小橱上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几乎屏住了呼吸。这架时钟开足发条后可以走上一个星期。不知母亲是怎样记得的，每次总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开足发条。
这在我们简直是件苦恼的事情。因为自从有了时钟以后，母亲对我们的监督愈加严了。她什么事情都要按着时间做，甚至规定了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时间。
冬天的日子特别短，天亮得迟，黑得早。母亲虽然把我们睡眠的时间略略改动了些，但她自己总是照着平时的时间作息。大冷天，天还未亮，她就起来了。她把早饭煮好，房子收拾干净，拿着火炉来给我们烘衣服，催我们起床。
“立刻要开饭了，不起来就没有饭吃！”她说完话就去预备碗筷。等我们穿好衣服，脸未洗完，她已经把饭菜摆在了桌上。倘若我们不起来，她是决不等待的，我们要一直饿到中午，而且她半天也不理睬我们。
每次她对我们说几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有了恐惧，因为她把我们的一切都用时间来限制，不准我们拖延。我们本来是喜欢那架时钟的，以后却渐渐对它憎恶起来。
“停了也好，坏了也好！”我们常常私下说。但是它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坏。
那时钟，到后来几乎代替了母亲的命令。母亲不说话，它就下起命令来。我们正睡得熟，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起床；我们正玩得高兴，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睡觉；我们肚子不饿，它却叫我们吃饭；肚子饿了，它又不叫我们吃饭……我们喜欢的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的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