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素有“大炮”之称。在北大时他就眼高过顶，目中无人。“史语所”就是傅斯年一手策划的，大师云集，成果惊人，影响深远。他一生所服不多，其一是亦师亦友的胡适，其二是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于同辈，能得他礼遇的不多，暗地里遂被称为“学阀”。
在李庄时，甲骨“四堂”之一董彦堂，学术到了厚积薄发期，为著作《殷墟文字乙编》和《殷历谱》，不避寒暑，不舍昼夜。傅斯年为助其一臂之力，从重庆特批煤油灯和洋油，以供其“开夜车”，并严令其他任何人不得“揩油”。
董氏写作《殷历谱》，“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有时公私琐事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走笔疾书，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枯坐，草草而止……觉大不妥者，则贴补重书，故糨糊剪刀不离左右。个中甘苦，只有自知。”
傅斯年是看在眼里的。他不仅是管理者，也是学者，其间辛苦，焉能不知。那时候没有娱乐——也幸亏没有。略休息时，董氏踽踽独行，行色枯寂。向来端严的傅斯年，怕这本书的沉重把好友压垮，竟想到了一个娱乐妙方——辩论。但董氏心在学术，让他停下来，去参加“毫无意义”的辩论，他肯定是不干的。于是傅斯年邀董氏好友，“强与之辩”。辩论的论题没人记录下来。那时候是1945年，国难当头，民族水深火热，我想关于民族出路、抗战方略以及甲骨学研究方法等，应该进入了他们的话题，或者我猜想的全然不对，论题可能只是不远处山梁上的玉米、这一餐的伙食等，但是在这一群饱学之士的口中，无论是什么，引经据典，引古援今，必然都趣味盎然。
友人力有不逮、不能为继时，傅氏亲自上场，故意反说，当然漏洞百出，结果被正方辩驳得体无完肤，大败而去。这样的“每日一辩”，成为李庄的一道风景。当时人皆奇怪，直到《殷历谱》书成，傅氏作序时，将其苦心孤诣和盘托出，人们才知道，傅氏强辩，只是为了“以破寂焉”。原来熊虎一般的傅斯年，也有一颗温柔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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