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夏天，我去凤翔县委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当时，我对“挂职”这个词儿有点迷惘，不知如何应对。到了县委大院，我才明白，职务虽然“挂”在名字前面，依旧要参与一些事情的。我分管了几个部门，也包抓一个乡镇的工作。也许，这就叫作作家“深入生活”吧。
我记得，是仲夏的一天早饭后，我正准备下乡，我分抓的那个乡的乡党委书记急匆匆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坐也没坐，站在我跟前说，冯书记，出事了。我问他出了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说。乡党委书记说，一个女孩儿把她妈毒死了。我一听，十分惊怵：有这事？乡党委书记说，女孩儿已经给公安局的人交代了。我说，走，快去看看。
我和乡党委书记赶到了田家庄乡，走进了出事的那家院门。我一看，这是一户日子过得很不错的人家，前院是三间大瓦房，房屋起身很高，瓷砖砌面，很气派的样子。院子里沉寂得使人窒息。村委会主任领我和乡党委书记走进了后院里的一个房间。我们进去的时候，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正在啜泣，旁边站着一个比她小一些的女孩儿。村委会主任说，花儿，不要哭了，县委领导来看看你们。那个叫花儿的女孩儿止住了哭，给我和乡党委书记搬凳子。那个小一点的女孩儿抬脚向外走。村委会主任说，环儿，你别走，叔有话给你说。女孩儿站住了，身子紧靠住雪白的墙壁。村委会主任很直接地说，乱子是环儿动下的——这句方言的意思是说，这个小一点的女孩就是悲剧的制造者。我抬眼凝视着这个小女孩儿，她穿一件淡绿色的连衣裙，白皙的瓜子脸，一双稍微有点鼓的、黑溜溜的大眼睛，个头比姐姐矮一点。用关中西府的话说，女孩儿长得很乖（漂亮）。只是，她的面部没有泪痕，没有悲伤，眼神空洞洞的，什么表情也不挂，连漠然也很淡很淡。女孩儿知道我在注视她，眼皮垂下来只一瞬，又抬起来，目光投向了窗外。我问她多大了，读几年级。她说，13岁了，读六年级。就是我眼前的这个女孩给她的亲生母亲投了毒、杀死了她的妈妈？我宁愿相信搞错了，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面对这个小女孩儿，我能说什么呢？责备她吗？唾骂她吗？追问她为什么要这样，究竟为什么？我再一次看了一眼那张稚嫩的、没有表情的脸庞，收回了目光。女孩儿的姐姐又开始啜泣。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了。房间里的气氛凝重而沉闷。村委会主任安慰了女孩儿的姐姐几句，给我说，领导，去村委会坐坐吧。我说，那好吧。走出了院门，我再次看了看这沉寂的院落，心里隐隐作痛。
县公安局没有弄错，女孩儿就是杀死母亲的凶手。村委会主任告诉我，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幸福的家庭。女孩儿的父亲刚过40岁，母亲只有39岁。父母亲是农村里很能干的那一类农民，家里有果园，有牛羊。女孩儿的姐姐在凤翔至西安的长途车上当售票员。家庭收入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看似温馨的家庭用一张温馨的布单包裹着一颗冰凉的心——女孩儿已是心冷如铁。对母亲，她绝望了。在杀死母亲之前，她就给她的同学写过这样的纸条：我想杀死我妈妈。我的不愉快都是她带来的。她是我追求快乐的绊脚石。她的同学竟然给她写了纸条：我支持你。你想咋办就咋办。女孩儿的母亲是那种对活人过日子期望很饱满的女人——恨不能一天把十天的钱挣到手。她像用铁锤子夯墙似的把女孩儿的日子夯得结结实实、满满当当的。天还没有亮透，女人起床时就从睡梦中把女孩儿喊醒了——女孩儿爬起来，跟着她干一阵儿活，才吃早饭，吃完饭，女孩儿去学校。从学校回来，女孩儿一刻也不能闲；晚上，趴在灯下，把作业做完才能睡觉。作为母亲，她试图从小培养女儿吃苦、耐劳和奋斗的品质。女孩儿毕竟是女孩儿，她需要她的小天地，需要她的空间和时间，当得不到这些的时候，她对母亲的不满、仇恨就在心中一天一天地积累起来。直到那天早晨，她照例给母亲挤了一碗羊奶，照例把羊奶烧开，在她端给母亲前，给羊奶中滴进去了剧毒农药。她照例吃毕早饭，照例去学校上课——母亲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她正下了第一节课，和她的同学在一起玩耍。母亲年轻的生命的消逝好像和她无关。她的麻木不能用幼稚来解释。这种冷漠是最可怕最残酷的。
在乡村，每天都有奇事、怪事和荒诞不经的事情发生。这些事被时间的潮水一天天地淹没了。悲或喜，哀或乐，很快地消逝了，变成了人们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
我将十年时光消磨掉了。十年之后再次走进凤翔，我不由得想起当年那个13岁的女孩儿，那个穿着淡绿色连衣裙、一脸漠然、亲手杀死了母亲的女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