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临终医院”这个词，我心里多少有一点怕。那年，我刚考到市二中当老师。到临终医院做义工，是学校历来的传统，是必定要去的。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一次进病房的情景。一个护工正戴着手套，给一位排便困难的老人掏大便。我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可是满屋子的人都坦然自若，我连忙尴尬地把手放下来。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第一次来吧？”
这个人，就是七叔，72岁了，坐着轮椅。论年龄，任谁都要叫他一声爷爷，可是每个人都叫他七叔。七叔患有晚期胃癌，当初转进来时，医生告知最多能活三个月，可是他一住就是四年。
七叔要我推他去院子里晒太阳。我猜，他是有意让我躲开病房里的尴尬。我们进电梯后，他叹了口气说：“唉，院长说，要让我们这些老家伙‘走’得有尊严，可是人老了，哪还有什么尊严！”
我握着轮椅的把手，默默地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才好。
七叔又自顾自地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是二中的新老师吧？不是本地人吧？家在什么地方？”
我正盘算着先回答他哪个问题，七叔忽然又说：“你不愿意说，是不是因为家是农村的啊？”
七叔说得没错，我出生在西北一个小村子里，贫穷几乎贯穿整个童年。我从农村一步一步考出来，大学毕业后，进了重点中学当老师，户口也迁进城市。
可以说，我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但父母却不是我的骄傲。我羞于在人前谈论我的亲人，谈论我的家庭。大学四年，我只在第一年暑假回过一次家。躺在闷热低矮的土房里，我发誓不再回来。
大四那年，我第一次恋爱。一次，我无意间在电话里说起，父亲就坐了两天一夜的硬座赶来了，还带了一大袋沙枣做见面礼。只是我把他堵在学校的招待所里，死也不让他下楼。父亲说：“你妈说不知道你找了个什么样的朋友，不放心，让我来看看。”
我把那袋沙枣塞在他的旧箱子里说：“别出来给我丢人了……你们关心自己就行。”
父亲第二天就离开了。从那以后，我和家里的联系变得极少，而这也是我想要的。这一点，我和七叔第一次见面时，就被他看得万分清楚。他说：“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却不能通过努力改变父母。我们这些老不中用的，真烦人，是吧？”
我附和着笑了两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医院的周末，通常是家里人频繁探视的时间，但从来没有人来探望七叔。每到这时，他就会去顶楼的天台图清净。听老护工说，他有儿女，但都在国外。四年前，七叔病危，他们回来过，把他送到临终医院，之后就再没露过面。
一天，我到天台晾床单，刚好遇见七叔坐在围栏边发呆。我说：“想什么呢？后悔把儿女送那么远了？”
七叔洒脱地耸了耸干瘦的肩膀，有点得意地说：“我可不是一般的老头。儿子女儿都是被我逼出去的。从上小学开始，我就给他们定了上哈佛的目标。结果虽然没进哈佛，但都出去了，个个都干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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