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4年第35期
河南大旱：来自一个农业县的观察
下不来的雨
天刚擦黑，冯朝栋摘下三轮拖拉机的电瓶和前照灯，放进一只无纺布袋，拎着要走。这是他在养牛场排队的第三天，三轮拖拉机驮着2000多斤的带棒玉米，等着过磅、卸货、粉碎，变成2万多头育肥牛的饲料。排了三天，从养牛场的东门排到了南门，实在是累了，他决定今晚回家休息。“唉，明天估计也排不到。”冯朝栋向前方长达四五百米、拐了三道弯的拖拉机车队望去，叹了口气。
“要是苞谷长得好，谁会卖到这里来？”这是双庙街乡凤老庄村民冯朝栋头一次将春种的玉米卖给养牛场作青储玉米。往年都是把成熟的玉米搓成粒，转给粮库，今年是一个粒也搓不出了。他从拖拉机上随手抽出一根玉米秆，乍看还是青绿的，但根部一至四叶已经枯黄，叶子里裹着个只有一半个头的玉米棒，拨开一看，一片青白色，干瘪得分不出颗粒，与印象中饱满的金黄色玉米相比，像一个有先天缺陷的小婴儿。
5月种下的玉米种子十几天后开始拔节，迅速长高。过一个月抽穗，到了7月下旬的灌浆期，是结棒、长粒的关键时刻，最需要水分。但在冯朝栋的记忆中，今年入夏来，几乎没有下雨。“小雨有两三场，也就是湿湿地皮。”不像去年，泌阳也是干旱，玉米减产。“不知为啥，就我们村头顶上多下了两场雨，丰收了。价格是这些年最高的，一斤一块零几分。”站在一车车令人发愁的玉米垛中，想起去年秋收时这莫名来到的幸运，他油黑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意。
不只是农民冯朝栋搞不清楚变幻莫测的天气。县气象局预报员刘东峰告诉我，泌阳年平均降水量911.6毫米，高出河南省800毫米左右的平均水平不少。得益于东部的山地地形和泌阳河、汝河两条河流输送的水汽，这里成了省内降水较为丰沛的地区。但贴在墙上的年际变化曲线图反映的并不是风调雨顺。从1957年开始的数据曲线是明显的折线，有时候上一年的降水量是1500毫米，下一年就骤降到五六百毫米，易旱易涝是这里的常态。“我们也分析不出原因，可能得国家气象局专门研究大气候的人才能回答。”刘东峰略带自嘲地说。
在气象局的20多年，刘东峰的工作是对天气情况的简单预报和监测。“每天的天气预报，市气象局会给一个指导预报，我们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大部分时候保持一致。”至于根据什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含混地说，是历史记录、即时卫星云图和实际可感的天气情况。因而当今年5月，进行汛期趋势预报时，气象局对6月到8月降水量的估计是496毫米——5月下了几场大雨，于是在历史均值上加个几厘米，这个数字看起来挺合理。在过高的预期之下，旱情没有任何预警地到来了，截至8月21日，6月以来的降水仅187毫米，雨量偏少超过50%。
今年的第一枚增雨炮是8月7日立秋之后才打上天的。雨过后三天，刘东峰到村里进行每季度例行的土壤墒情检测，地表下10厘米至50厘米的土壤墒情均值只有8，仍然是重旱。尽管接受着农民们不断地询问，预报员刘东峰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缓解旱情的办法。他只好每天15点准时打开桌上的音箱，等待省气象局的短期会商开始。8月21日，音箱里的声音略显急促地说：“13点半开始，我省西部有云系开始影响，预计未来两天可能产生降雨。”要下雨的消息已不新鲜，冯朝栋前两天就在天气预报里听说了。“现在下雨也没用了。”他倚着一车玉米秆，转念又说：“有些人家的花生还没收，可能还有点儿用。”
难以依靠的水利
“你看见那一排树了吗？下面原来就是水渠。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两米深，水漂亮得很。”冯朝栋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民大兴水利时的场景。现在，这些水渠年久失修，尽数废掉。
与废弃的水渠相比，机井在泌阳农村更难见到。“五山一水四分田”，无论是村民冯朝栋还是县水利局办公室主任王清江，都用这句当地流传甚广的俗语来解释泌阳的土地类型。山地和丘陵各占40%以上的土地面积，“四分田”中，大部分是丘陵岗地，只有县城周边分布着小部分平原。多数时候，丘陵地下的石块会阻碍打井的尝试。而政府出资成功打下的机井，通常井深40～80米。“这几年地下水位持续走低，有的机井已经不出水了，可能要深至100米以上才能出水。”王清江说。
尽管水渠破败，但通过水库引水进行的自流灌溉仍然是唯一相对稳定可靠的方法。在杨家集乡楼房村，淤塞的旧渠边，农民挖出了一条引水的小沟。坡上的小型水库汪庄水库输出的存水，顺着小沟流下，能照顾到100多亩连片的旱地。
负责放水的是60多岁的水库承包人尤志甫。水闸在低于水平面的红顶小亭子里，输水口被常年累积的泥土和长出的野草挡住大半。他扳动水闸后，水会在亭子中快速地上泛，没过他的大腿，再通过狭窄的口径慢慢流出去。最近一次放水是8月初，水库下游的村民找上来，“说是庄稼马上要旱死了”。从16点到22点，具体出了多少水，尤志甫心里没数，但在他看来，这些水肯定起了作用。“你看那块地里的玉米和烟叶，比别的地方绿吧。”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这片挨着小沟的旱地好像确实显得比别处滋润一点儿。
河南大旱：来自一个农业县的观察
汪庄水库的库存不算充裕。去年，水利局为了加修水坝而放水，原来6米以上的水深现在下降了一半。山体上还能看到过去的水平面留下的一道白印子，裸露出来的部分已经在一年中长出了低矮的植物。溢洪道许久无用武之地，邻居在空地上晒起了粮食。“去年放了水，就赶上这两年旱，没蓄上多少。”
对于养了一塘鱼的老尤来说，坏运气还没有结束。水库上游新开了一家养鸡场，配套设施没建好，鸡屎顺着山坡上的小流一股脑地流进库里，“鲤鱼和鲢鱼全都被熏死了”。老尤推断说，现在水面上生了一层密不透气的绿藻，也是因为这些污染物。一塘鱼收益六七千元，今年算是打了水漂。
收益没了，老尤仍要履行承包合同上规定的义务，包括为农田放水灌溉。在杨家集乡政府张贴的水库防汛责任人名单上，除了老尤，还有一位武装部长是包库领导。乡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包库领导主要负责水库的安全，其他的事归承包人管。“只要一下雨，领导就会打电话，问涨没涨水。雨下得大时，他会亲自来。”今夏的几场小雨后，老尤照例接到了领导的电话。偶尔，领导向他问起地里的旱情。“我能说啥，也就是放放水。”水库辐射的百亩旱地在楼房村4980亩的总耕地中是沧海一粟。村委会秘书冯耀群说，全村3500亩地绝收，581户，2500多人，平均每人两亩地，有一亩半产不出一颗玉米粒。
附近的三山水库实际作用同样有限。这座总库容1324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水位比往年下降了7米，但仍具备很强的灌溉能力。5月的一次输水后，此后3个月却无所作为。水库管理所是县水利局直属事业单位，“对日常事务有直接管理权，无须请示”。副所长石华中抱怨，新签约的养殖承包人不同意放水，第一次放水后，不知怎的，县监察局的领导专程过来了一趟。“我们要是再放水，就要写检查了。”石华中不满管理权受干涉，但没有应对的办法。水库下游梁河村的村民找上门来，要求开闸放水，水管所只好打发他们去县里。折腾了多日，最后是乡长和村支书一起到了县政府。“听说是县政府的一位领导批准的。”石华中神秘地说。已是旱情最严重的时候，两位乡长站在坝上，亲眼看着闸门打开。水库从傍晚开始输水，到午夜，所里又接到电话，“说是‘放够了，可以了’。具体输出了多少不清楚，但水位没什么变化。”
“泌阳县现有水库66座，其中大型水库一座，是位于县城东部的宋家场水库，现在主要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中型水库5座，剩下60座都是小型水库。”王清江告诉我，泌阳县农业灌溉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水库的自流灌溉。及至8月底，宋家场水库已经放弃灌溉，以保证县城自来水供应。其余的中小型水库，则像三山水库和汪庄水库一样，在无序中贡献着微薄的力量。
玉米、花菇、养牛场
走在田埂间，连片的旱地光秃秃的。有些农民放弃了这茬秋粮，早早收割，希望为土地畜养地力。然而缺水的土壤结成了黄土块，能不能在秋播冬小麦前养回来，让人忧心。
这个季节，遭灾严重而收获无望的作物多是玉米和花生。十几年前，花生还没有取代黄豆。冯朝栋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地里的黄豆不再结籽，“不是缺水，应该是大气候导致的”。与其去纠结其中的原因，不如马上放弃。冯朝栋并没像其他村民一样撒下花生种，他决定在自家的10亩田里全都种上最好经管的玉米，耐旱、好熟、市场广大。
“一包种子50元，5斤，能撒半亩地。一亩地需要的农药50元，肥料120元，耕地、播种、撒化肥烧掉的柴油30元，一亩地成本至少300块钱。”与其他乡邻一样，算起种地的账，冯朝栋毫不含糊。年景好的时候，庄稼能收八成，亩产破千斤。去年意外的丰收，冯朝栋家的玉米粒卖了六七千元，他很是高兴。
不过，光是种粮食的收入，还是太微薄了。冯朝栋很羡慕同来卖青储玉米的同乡时先礼。“他种香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呢！”他不无激动地说。时先礼种植的香菇，是泌阳特产的花菇，表面有规则的棕色花纹，个头也常常大得惊人。“有大碗的碗口那么大。”他夸张地比画。花菇种植是泌阳的特色。县政府曾提出过“牧、林、菌、矿、烟、游”六大支柱产业的说法，能跟牧、林、矿这些大项目并列，足见菌类培植的重要性。
河南大旱：来自一个农业县的观察
时先礼种花菇，完全按照已成熟的产业流程来，每一项都有明晰的成本。菌种一袋1块多，可以养六七袋成熟花菇，一袋8斤左右；食用菌专用的塑料袋，一斤6.3元；女工装一个袋、拌一份料的人工费各是2毛钱，整体算下来，今年培植了4000袋花菇，预计能卖出近4万元，但成本也要1万元。
“去年种了6000袋，今年少种点，怕身体累坏了。”时先礼说，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还是一分钱也没存下。女儿之前考上了郑州的二本学校，每年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过万元。“学的是新闻学，去年毕业了，不好找工作。后来跟同学一起去卖化妆品，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最后却去做生意了。”他对女儿的现状不算满意，但帮不上忙。儿子刚去长春读大学，“学费贵，还能吃”，又给他增加了一重甜蜜的负担。
今年，如果不是这什么都指望不上的旱灾，时先礼和冯朝栋也不会把刚收下的玉米以一毛钱一斤的价格贱卖给养牛场。但真的站在排队的人群中时，他们的心里生出一丝侥幸。“多亏了养牛场，要不然这些玉米秆留在地里全都是垃圾，每亩地贴给人家钱，也没人来收。”冯朝栋说。
2011年新建的养牛场就在凤老庄北，冯朝栋从家走过来不过一公里。这是本地最大的畜牧企业恒都集团的第三个畜养场，建设时在凤老庄的东北村民小组征用了700亩耕地。63岁的黄凤芝家就被征走了7亩地，每亩地每年的租金是600元。作为征地的补偿，她本在家务农的儿子和儿媳同时进入了养牛场，成为数百名工人之中的保安和兽医，每月的工资分别为1500元和1800元。后来年轻的孙子退伍回来，也在工厂里当上了司机。
黄凤芝说她记性不好，但她清楚地记得3年前最后一次把玉米粒卖给收粮人时，收成很好，6亩地卖了3000多元——大概是她儿子、儿媳两人一个月的工资。从那之后，每年的秋收季节，他们家的玉米就都变成了养牛场的饲料。“人多有人干，你像俺这儿，他们都上班，没人帮我干。”卖作青储玉米，是一锤子买卖，既不用给玉米脱粒，也不用处理剩余的秸秆，对上了年纪的黄凤芝来说，是个实惠的选择。
今年，黄凤芝早早卖完了自家的玉米，但她还是每天出现在场院里。在浩荡的拖拉机车队不远，黄凤芝蹲在一小垛玉米秆上，一根根地挑出残存在里面的玉米棒，放进自己的编织袋里。这些都是拖拉机在前进过程中掉落在地的玉米秆，今年排队来卖青储玉米的人特别多，看起来不大的一堆，她根据经验一估算，少说也有200多斤。黄凤芝把这些玉米收回家，差一点的碎了喂猪，玉米粒还算饱满有水的，她打算煮了自己吃。
同行的80岁老太太一人扛了满满一袋子玉米，黄凤芝的编织袋只装了三分之一。“我老了，我有病，心脏病，脑血管病。”黄凤芝说她身体不好，年前心脏病发，在县医院住了几个月，住在县城的女儿照料她，儿子则一次没去看望过。“像我这样不能做活了，没有劳保，公家是不是应该管我哈？”夜幕已经沉下来，她右手提着编织袋，袋底拖在地上，朝村子的方向缓慢地走了几步，忽然又回头跟我说：“你能给我弄个劳保不？”
记者／王玄 摄影／张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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