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潜能是大可深挖的，当你要说太晚了的时候，你一定要谨慎，它可能是你退却的借口。”王德顺把这段话郑重地写过好几遍。
一
1996年的新年伊始，王德顺换了一个新的日记本。这一年对他来说是个重要年头，因为他将要迎来60岁的生日，通常意义上的晚年的开始。在日记本的扉页，他写了一篇给“一九九六先生”的信：“我并不盼望你的到来……它象征着我的成熟，也预告了我的衰老。好在我并不服老。”在北京已经当了11年“北漂”的王德顺和妻子赵爱娟以及一双儿女那时候总算已经过上了基本安定并相对富足的生活：他们买了房子，女儿王遒找了工作；王德顺的生活开始变得闲适了一些，偶尔接一些影视剧作品。之前10年在他看来是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他干了两件事：演哑剧、演活雕塑，他健美的肌肉和形体就是为了做这两件事练出来的。去健身房的习惯从此保留了下来，到现在还每天不少于两个小时的锻炼时间。“我妈总形容他就像皇宫里的妃子似的，虽然皇帝不来看，但还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王遒不无调侃地谈论她爸爸。
但没想到又过了20年，快80岁还不服老的王德顺一下子红透了网络，许多人到他的微博下面留言叫他“爷爷”，管他叫“高龄青年”，称他是自己的偶像。今年3月2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他客串了一场时装秀，他穿着东北大棉裤、裸着上身在T台上虎虎生威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开来，近80岁还能保持的好身材以及神情和气场令众多网友折服。
这完全是一次巧合。王遒给这台时装秀做音乐，设计师胡社光无意中看到了她手机里王德顺的照片，觉得这个老头儿“有点意思”，与胡社光合作负责这次服装的高婕看到之后惊讶不已：“这是我老师！”1987年，王德顺曾接受北京时装俱乐部的聘请，为中国服装博览会培训时装模特，高婕是学员之一。那时候正是王德顺表演哑剧最忙碌的时期，但为了生计他也总要想办法赚钱。培训了那么多学生，自己却没有走过秀，接到高婕的邀请电话时，他抱着玩的心态接受了。表演前两天高婕先和他碰了次面，王德顺还是高婕记忆中那么利落：“打电话跟他说开车来接，他说不用，我们在地铁站见就成。一见面，还跟二三十年前一样的精气神儿。”只不过王德顺的长发已经变成白色的了。走秀开场和结尾都交给了王德顺，让他即兴发挥。他看着东北大棉袄那熟悉的家乡元素，听着开场音乐里暴风雪的声音，熟练地演了一段多年不演的哑剧《暮年》，讲一个老人如何回忆起自己年轻的时光。“他光着膀子出来走秀其实就是最后结尾时的几秒钟，但这个一下子被放大了，吸引了人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胡晓航是王德顺即将出版的《形体语言艺术》一书的责任编辑，她看了那场走秀后觉得很多人其实并没有把握王德顺的表演。“他是把整个后面的时装表演做了一个叙事性的开头。熟悉他的人，看的时候立马就能想到那是他表演了多年的哑剧。”
时装秀之后，王德顺接到无数的采访要求和谈合作事宜的电话。老伴赵爱娟怕生活受打扰，给他下了命令：不许接受采访。于是他偷偷把采访约在平时常去的健身中心，穿着黑色背心和白短裤，从健身器械下来以后大汗淋漓，说起自己“违抗”老伴意志跑出来见我们，脸上带着一点儿狡黠顽皮的神情。虽然人们对他如今的生活现状无比好奇，但王德顺最愿意和人分享、聊起来最眉目生动的话题，不是现在如何，却是哑剧和活雕塑表演。这两个他最看重的艺术成就，带给他的名气都不如这一次意外走红来得大，王德顺也知道，这是时代变化了。作为一个一直“思想超前”的老头儿，他从来没有停止接触新鲜的事物，一点点触摸和适应这个改变了的时代：他学着用微信来进行日常的工作联系，尽管有时候他要很长时间去找到键盘上自己想要的符号；微博上给他的留言，他会认真地回复。他衣着时尚地去拍大片，为了电影角色的需要还学会骑年轻人的摩托车。“别看他在家逗孙女的时候就是个普通爷爷，一出门就可帅了。我的朋友们都羡慕我，你怎么有这么一个比年轻人还酷还年轻的爸爸呢？！”王遒说。不过在“高龄青年”的心里，还是藏了许多与当下有距离、最为他珍视的东西。
二
1970年从沈阳复员到长春时，王德顺满心里想的全是自己“一定要翻身”。从1960年起，他在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演了10年话剧，那里“地位高，所有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好好的”，然而这一切却因为“文革”中“站错队”一下子失去了。“当时站错队的一方全部复员到地方上，我爱人是在长春入伍的，我们就回了长春。本来应该分去长春话剧院，但是吉林省的省委领导说这俩人是被沈阳军区处理出来的，不许待在文艺单位。我就去了工厂，待到1974年才到长春话剧院。我爱人被关进学习班两年才出来，后来1980年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后才进了剧院。”
入伍之前，王德顺先是在沈阳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后来又去沈阳军工厂当工人，但总是不安分，想着组织业余演出队。那时候沈阳工人文化宫上课不要钱，他把话剧班、舞蹈班、声乐班、朗诵班报了个遍，为自己“打基础”，1958年去考辽宁广播电台，业余演广播剧。再后来他就去沈阳军区话剧院敲门了：“人家问谁介绍你来的，我说没人，我看到门口的牌子我就进来了，想考到你们这儿当学员。他们就去找了几个老演员来给我考试，我做了些小品。”王德顺现在还记得考官里好几个他都认得，贾六、田丹，这些军区的老演员当时常常活跃在银幕上，让他很羡慕。没几天，军工厂的领导来找王德顺，让他去军区话剧团报道。24岁的王德顺就参了军，当了文艺兵。
“我一入行就觉得很对，没有经过特别痛苦的学习过程。”王德顺一开始在学员队，另一队是老演员，因为缺人，他很快就从学员队里被抽出来和老演员演戏，在剧团里过了相当快活的10年，“永远是主演”。即便后来去了长春话剧院，他的表演能力也展露得很快。孙休兰和王德顺同龄，从中戏毕业后分配到长春话剧院，她是科班出身，王德顺就常找她给自己说戏。“他总是说这个戏你给我看看演得行不行。我就感觉他进步很快，看他排戏常常觉得今天和昨天就不一样了。”孙休兰说，“话剧演员都分甲组乙组，万一甲组不行的时候有候补的演员，只要他在，就永远用不上另一组的演员。”
70年代话剧演出很多，常常一天两三场话剧。“有时候几出话剧都是他主演，常常演完一场赶紧去下一个地方，从抗日军人变成老教授，就在车里换装。我看着他这样跑，又这么投入这么累，我想这可得出事儿。”王遒说。那时候粮食凭票供应，孙休兰看王德顺高个子，瘦得“那么可怜”，有时就把自己的牛肉票匀出来给他。剧院领导还专门开会，说王德顺演戏太辛苦，要给他补充营养，商量了半天给他买了一瓶可可粉。王德顺记得自己简直受宠若惊的样子：“这特殊化啊！不敢接受。”
但王德顺还是倒下了，1979到1980年他生了大病。王德顺把这“归咎”于他学习当时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太用心。“这种体系要你表演时特别认真，要以特别真诚的情感去演戏，必须动真情。”一出叫《万水千山》的话剧，王德顺演教导员李有国。“按照剧本的设定，我要说一通类似‘革命走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候，同志们，我们要努力’的台词。说完这段话李有国就昏倒了，大家就喊‘教导员，教导员！’喊三声，我就应该醒了。然后大伙儿搀扶着我，往前走两步，我再喊一声：‘让革命骑着马前进！’然后大幕就关了。”可王德顺没想到，自己真的激动得昏倒了。“大家叫了几声我也不醒，一个演员背过身‘啪’给我一个嘴巴：‘王德顺，该你说话了！’我才醒了。”这个过程在几十年后王德顺的口中像一桩有趣的轶事，但那时候可相当严肃：“李有国这个人物处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他是非常沉痛、非常忧虑的，我那时候要体会人物的情感，就会让自己去回想我生活中那些艰难的、苦难的时候，让我自己的情绪也变成那样。”
谢幕之后王德顺特别兴奋。“我觉得斯坦尼体系在我身上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演昏倒我真的昏过去，于是高兴得了不得。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家，正好走到医院门口，我又觉得要昏倒，赶紧把自行车停好，然后就‘哐’地摔到很厚的雪地里面去了。”医生告诉王德顺，他是得了植物神经紊乱，以及窦性心律不齐的心脏病，不能够再这么投入动感情地演戏了，“再演下去要成神经病了”。
然而不演戏了还不行，王德顺感情太丰富，他说：“后来发展到换了主演我在台下看，等我看到要昏倒的地方，我又要昏倒了。我就觉得这个病很严重了。”大约有一年的时间，王德顺不敢接触戏剧，换到剧院做行政工作，但他是不甘心的。这时中央戏剧学院的丁扬忠教授到长春话剧院讲学，专讲布莱希特的理论，王德顺一下子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又重新有救了。“既然你成不了那个角色，为什么要追求成为那个角色呢？我忽然就转向了，开始研究布莱希特的理论，研究怎么把你内在的情感变成外部的动作表现出来。这种动作是可以学习、模仿和外化的，原来总是绞碎心情地使劲去琢磨情感，而现在用动作就可以表现出来了，你不用真的那么痛苦或者真的那么欢快。”
王德顺开始琢磨着要锻炼自己的身体了。他以前总是不停地开会、演出，并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形体锻炼，但是要演哑剧，必须得有一个健美的形体，才能够被人欣赏。王德顺的形体有天然的好底子。1979年他陪着王遒去北京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为了支付庞大的开销，需要赚钱，于是去美院当人体模特，但他那时候并没有多少肌肉。孙休兰觉得王德顺“是个笨人”，可贵处不在天生条件，在于肯下工夫。四五十岁了开始咬着牙锻炼，慢慢地练出了肌肉，压腿也行了，而且还常去聋哑学校，教学生的时候也观察他们，学习他们的神情动作。王遒觉得爸爸在“自救”：“他不是为了好看而健身，一开始是为了他的身体，要有肌肉才能去表达情感，后来是为了他的艺术能够长时间地存在，因此他从来不叫苦。”
1983年，王德顺在丁扬忠的邀请下去中戏参加了国际布莱希特研讨会，在会上表演了他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哑剧《人与蛇》，取材于农夫与蛇的故事，既演农夫又演蛇。他想得很清楚，“哑剧不能两个人演，这样比划观众会着急，一个人演就不用说话，用虚幻来表现没有的东西”。十几分钟的表演引起了德国大使馆的注意，邀请他去德国参加哑剧节。这成了王德顺编演哑剧的动力，也成了出走长春的契机。1985年，和夫人赵爱娟编排好《暮年》、《生命》、《死神》、《等》、《囚》、《梦》、《杀鸡取卵》等十几个哑剧节目后，王德顺带着全家人来到了北京。“我觉得哑剧在长春不会有观众，我们只能去文化的中心演。”这一年，王德顺49岁了。他把对戏剧情感的投入转移到形体动作上，但他同时又投入了更多：有保障的工作、舒适的住所、安稳的生活，然后不可避免去面对北漂过程中要经历的情感的大悲大喜、大起大落。
三
王德顺和家人组成了一个家庭剧团，赵爱娟帮他编戏和排戏，女儿帮他钢琴伴奏，儿子帮他报幕和打灯光。一开始没有剧院的演出机会，主要演出场所就是高校，想着“高校里学生有文化，更能接受哑剧这种形式”。那时北京有50多所高校，他们用一年的时间演了个遍。“都是我妈妈上门主动去找他们，团委或者学生会，跟人家说这里有一台哑剧你们看不看，很便宜的。”王遒说，“有几次演出没有正式的场地，放在食堂里就着饭味儿演，可是学生的反响都特别好。慢慢地就有学校主动联系我们了。到了第二年新生入学了，又去演一遍。”
十几个哑剧组合下来大约是两小时左右的表演，报酬往往是一两百元。当时在北京租房子非法，又没有多余的钱住旅馆，王德顺一家只好借助在朋友家，经常在几个地方搬来搬去，西单、虎坊桥、煤渣胡同、大雅宝胡同、宣外大街……有时候一年之内会搬上八九次家。中戏的院长徐小忠看他们辛苦，也曾提供中戏的招待所给他们住，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钱。一个房间四张床，10块钱一天，在当时算下来也是不小的开销。王遒不觉得父母为此特别灰心难过，她说：“一直觉得老两口精力都比较旺盛，事儿做得不顺，但心态很好。偶尔看到一两次我爸发愁，比如回来没房子住，走在天桥上他会耷拉着头，这时候我妈就该说了，喝粥去吧，不是手里还有20块钱嘛。”那时候的惶惑、沮丧或者怀疑，都被王德顺在儿女面前藏起来，写在他的日记里——怎样焦虑演出没有落实，看到街头卖艺乞讨的人又是如何触动，搬进去不到5天的房子人家又要收回，他又是如何难过，“再也没有睡眠了”。
但如今回想，王德顺仍觉得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年头。“比现在还要快乐。”他略微地想了一下，很肯定地说，“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而且是天天在这种快乐当中。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台戏，不是我们学别人的。这是自己的东西，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1987年王德顺一家终于成行，到联邦德国参加哑剧节。经历了出发前的种种限制、困难，转机时丢失行李后又找回的虚惊，他的演出终于顺利进行。“我看他的日记，就跟着他当时的情绪起伏觉得非常的揪心。”胡晓航说，“在他的日记里你能看到更丰富的他。常常沮丧，一有转机又高兴得不得了。在他追求自己所看重的艺术时，他是很不‘顺’的。”然而，“掌声，可以医治我的创伤，我的疲劳，我的一切心病”。王德顺这样写道。他们这个被称为“东方吉卜赛”的家庭还真尝试了流浪艺人的生活。在法国时，王德顺带着家人在广场表演，往那儿一坐，围上来好多人，直说“ChineseKungfu！”一开始王德顺还有点紧张，演完第一个哑剧不敢抬头看，在那儿收拾着道具。“我心想儿子肯定在收钱了，结果一看儿子不见了，他跑得老远了，不好意思。可人家观众不走啊，拿着钱等着，没办法我就赶紧去收钱，大概有25个法郎，在法国可以吃一顿很像样的饭。想着10分钟就能挣这么多，感觉挺好。”
创作完哑剧王德顺和妻子才意识到，他们的哑剧全都是悲伤的主题。《囚》讲一个人关在笼子里时产生的对自由的幻觉；《死神》讲人生必然要面对死亡的结局，挣扎也没有用处；《暮年》表现老去之人对青春的追忆；《等》则有点像《等待戈多》一样，一个人耗费时间、变换形式地等，却徒劳地不知道等什么。“我们创造的这些哑剧都是表达人的共通情感，生与死、爱与恨。”王德顺不觉得这些创作和生活中看起来开朗积极的自己有什么矛盾，相反，这些创造恰恰是他的生活决定的。“生活背后的很多苦难是别人看不见的。‘文革’时我爱人在学习班的那两年，其实就是监狱，门口有人拿枪站岗，窗户是铁栏杆，每天让你交代问题：你那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想不起来了？……这两年的折磨，有的人疯了，有的人自杀了，我爱人是几次想自杀的。我就在家给她写信，写：我研究中国名菜谱，我要等着你回来过幸福的生活，潜台词就是：不要死！然后又写：我自己在家做了一台电视机，我等着你回来过现代化的生活。潜台词还是：不要自杀！”
编哑剧时，王德顺和赵爱娟几乎是没有任何商量地写了那些主题，“就像从心里流出来的”。但他没消沉过。离开沈阳军区后，王德顺回去过好几次，去跟过去的同事朋友“炫耀”：他的女儿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夫人去了中戏进修，他们去了德国演出。“炫耀不是要气人家，是要告诉人家我怎么活过来的。这种炫耀就是给自己前进的动力和生活的勇气，我觉得我身上充满这种动力，往前走。”刚复员不久的时候，王德顺有一次在车站碰到了几个同事，他当时穿着一身油污的工人衣装。“他们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我当时就想，这个眼神我得记住多少年啊。”他说。
四
“他永远是头发甩一甩的，挺着很直很直的腰板，‘噔噔噔’地就飞过来了。”孙休兰的女儿任燕燕回忆90年代见到王德顺时，他还是记忆中的那样“特别天真，精力充沛”。孙休兰从长春话剧院退休后来到北京，发现原来王德顺和自己竟然住得很近，两家人又恢复了联系，那时候王德顺又开始搞活雕塑了。“我就说他是‘半疯’。”孙休兰常常想该怎么给这个老同事下定义，“‘伟大’谈不上，但是他很不简单，做的事儿一般人做不到。”
其实王德顺搞活雕塑，一方面是看了罗丹雕塑展的启发，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开始觉得自己体力上演哑剧有点困难了。演《死神》的时候，他正面演人，背面演鬼，死神作揖时他要把双手背到身后去合十，常常扯得两臂酸疼。有的动作他更是难以完成。“比如《杀鸡取卵》中要表现鸡的垂死挣扎，我躺在地上四脚朝天，要用后背的力量把自己弹起来，这非常难，到后来就不太行了。”王德顺找人复制罗丹的雕塑，把自己全身涂满青铜，然后和雕塑一起进行表演，排了三段爱情故事：亚当和夏娃、罗丹和他的情人、《神曲》中的保罗与弗朗西斯卡。“我给他配音乐，每一组故事他会有几个动作，基本上是在很缓慢地进行，一个动作完成后他会停留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停留的过程中你看不见他的呼吸，所以会容易产生一种幻觉，当你盯那个雕像时，他每动一下，你就会觉得那雕像也活了，会觉得雕像的情感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叫活雕塑？因为他使雕像复活了，而并不是说他是一个雕塑。”王遒说，“本质上与他的哑剧是相通的。当时我一下飞机他表演给我看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眼泪就刷刷地流。”
一开始活雕塑的演出相当成功，彩排的时候记者和观众挤得水泄不通，急得赵爱娟用东北话维持秩序：“乡亲们哪乡亲们……”让王德顺乐不可支。首演得到了戏剧评论家童道明等的认可，让王德顺也充满信心。但很快就有报道出来，说王德顺在搞“裸体艺术”，虽然没有彻底封杀，但表演机会从此寥寥。这对王德顺是个很大的打击。“活雕塑之后他差不多歇了两年，然后我开始慢慢劝他接演一些影视剧的角色。”王遒说。王德顺的家庭艺术团终于还是解了体，王遒开始去凤凰卫视上班，“终究是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演起影视剧，王德顺觉得已经太简单了。晚年的他比以前更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只不过比起孙休兰做饭养花的闲适，他还是要活得“不安分”许多。
“他啥时候学的英语我也不知道，后来一看《功夫之王》里他英语说得那么溜，我心想可以啊！”王德顺还有许多孙休兰意想不到的举动。“他和他儿子很早之前就签了遗体捐赠协议。一开始我不理解，现在也不是特别理解，但是觉得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的经历会让他有自己的判断。”而在王德顺看来，身体不过是在活着的时候是“艺用人体”，死了以后当“医用人体”，一点儿不浪费。
晚年的王德顺每天游泳、健身，还和女儿去滑冰，生活得从容起来。但心里的一件大事儿始终没落实：二三十年前他就想出一本关于形体语言艺术的书，但是出版社不给他出，嫌照片儿上的他“穿得太少”。“这下时代变了，出版社现在嫌我穿得太多呢！”王德顺两手一拍，哈哈笑起来。2011年，王德顺打电话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好胡晓航接了电话。“我想大概是可以的，约了一个时间让他拿过来看看。一见面我就被他吸引了。”胡晓航说。其实在确定书的内容到底如何之前，倒是王德顺本人的吸引力让她动了做这本书的念头。“我想他本人这么有吸引力，状态这么好，背后他的付出一定是很多的。”
王德顺把自己的书当作一本教材，他理想中的读者是美术专业、表演专业的学生，跟自己的个人经历没什么关系。但是胡晓航觉得，人们对王德顺最感兴趣的，恐怕还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的状态和生活故事。这之间的偏差她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处理，因此直到现在书还没有出版。“我知道他很着急，但是他一直都说没关系，不给我任何压力。”胡晓航说，“这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在经过许多事之后，他变得更平和了，这是我现在接触的他与在日记中读到的他感觉不一样的地方。但那股劲儿，一直都在。”
赞一个 (0)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