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东方行记的指引
航海家热那亚人哥伦布所生活的15世纪，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地球是个圆球体的理论。哥伦布有一本印刷本的《行记》，他对它非常着迷。当时，意大利有一位叫托斯卡内利的意大利地理学家很推崇马可·波罗和他的著作，他还断定在欧洲，葡萄牙比任何地方都要更接近于亚洲的东面。托斯卡内利专门写信给葡萄牙国王，希望国王下定决心，打通从大西洋通往东方的航线，这条航线的收益将十分巨大。
哥伦布所处的时代，整个欧洲都燃烧着激情，渴望寻找新大陆。理性之光随着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教权的衰落穿透了暗淡的中世纪，加速了欧洲宇宙观的变化。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人文主义者掀起了复兴古典文化的热潮，古代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地圆学说”逐渐复苏并迅速传播开来。法国坎布雷主教皮埃尔·德埃利写了《世纪的面貌》和《两种寰志的应用》，宣扬地圆说，肯定了古希腊学者波西多尼斯测定的地球周长，并推论，从西班牙西航到亚洲东部的路程不远。在《世纪的面貌》中，德埃利宣称印度洋是开放的，与大西洋相通。15世纪中期有一本描绘欧、亚两洲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著作《漫游天涯述略》，认为环绕非洲航行是可能的，它吸收和体现了马可·波罗等人带回的关于东亚和中国的知识。当时欧洲的每一所大学都在讲授地理学，每一个海员也都能根据在大海上观看远处来船时，先见船桅再见船身的现象，断定地球表面的圆弧度。在地圆学说逐渐复苏的情况下，欧洲人驶出地中海，闯入大西洋，开始了小规模地、零星地寻找新大陆和通往亚洲的新航路。14世纪中叶，热那亚人发现了非洲西海岸以西的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有人已在尝试西航去印度和中国，但还没有人成功。15世纪，《马可·波罗行记》变得比13世纪更为流行，成了指引地理发现和航海探索的读本。
1481年，若奥二世继承了葡萄牙王位。此时的葡萄牙刚打赢了一场战争，西班牙已经承认葡萄牙对非洲海岸和加那利群岛以南西班牙诸岛的绝对权力。在里斯本，任何一座码头都经常能看见悬着三角帆的轻快帆船正从非洲运来一袋袋胡椒、一捆捆象牙、一队队黑奴和一箱箱金砂。在里斯本，新的教堂和宫殿兴建起来了，银行飞速繁荣。这时的哥伦布参加了若奥二世组织的远征船队，到达过非洲的黄金海岸和赤道附近的几内亚。在他头脑中，有一项伟大的事业正在形成。他得知，地理学家托斯卡内利也认为从欧洲西航到亚洲是可行的。哥伦布经人介绍，写信给托斯卡内利，把他打算向西航行、一直到达印度、中国、日本等亚洲地区的计划告诉了他。托斯卡内利非常赞赏，在回信中写道：“我丝毫不感到惊奇，你确实具有非凡的勇敢精神。相信你一定会更加奋发，渴望把上述航海事业付诸实施。”这位大学者向哥伦布推荐了《马可·波罗行记》。托斯卡内利相信马可的叙述，也认为万般富裕的日本国道路铺金，中国的宫殿屋面盖金，包括震旦、行在（杭州）、刺桐（泉州）在内的地区和城市处在距欧洲大约5000海里（约1万公里）的地方。这本行记，成为哥伦布向葡萄牙王室提出伟大西航计划的重要证据：他希望率几条帆船，前往“印度”，首先是到达日本。在哥伦布的头脑中，根据马可·波罗的叙述，从大西洋再往西，道路铺金的日本是距离最近的地方，他完全相信行记里所描述的那个丰饶的东土，深深迷恋马可笔下的中国与日本。在他的想象里，“天堂是个很快乐的地方，它在东方，离我们居住的世界、陆路、水路都很遥远”。他说：“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到新大陆上去，一定要去行在（马可的行记中是这样称呼杭州的），一定要将双王陛下的国书呈献给大汗，求得回书后，再带它回国。”另一本对哥伦布影响很大的书是《世界的面貌》。他能整页地背诵书中的某些段落，对该书所写的批注达898处之多，尤其是“关于地球适合居住地的数目”一章。哥伦布从中获得了有关地理学、天文宇宙学、历史学和其他相应学科的知识，熟悉了亚里士多德、埃拉托色尼、马林、斯特拉保、托勒密、马可·波罗和门德维尔等古代、中世纪的科学家和旅行家的理论主张。然而，可能因为哥伦布提出的报酬要求太高，葡萄牙王室拒绝了他的计划。
大约在1485年，哥伦布带着他5岁的孩子迭戈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抵达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帕洛斯港，目的是向西班牙卡斯蒂利国王提出他的“印度事业”。女王的专家论证委员会起初搁置了这个计划，核心是对大洋的宽度，即哥伦布估算的欧洲与“印度”的距离是否准确的争论。特别委员会的结论是规劝王室：“支持一桩不可靠的事业，支持一个没有受到系统教育的人和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是不可取的。”理由是，航行到亚洲至少需要3年时间，西方海洋无比辽阔，难以越洋航行。直到1492年，国王费迪南德的王室司库桑坦赫尔，说服了女王支持哥伦布的西航计划。不得不承认，当时欧洲王室对于亚洲的情报，过时而且错误。比如，蒙古王朝已在1368年垮台，大汗称号已废除了100多年，但他们仍然称中国的皇帝为大汗。这些信息，都来自于《马可·波罗行记》。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在帕洛斯港码头走上旗舰的甲板，“以耶稣的名义”发出开航的命令。6天之后，他的船队抵达了加那利群岛中的大加那利岛。几日休整后，他们离开了旧大陆，开始西航，所有陆地的影像渐渐消失，进入一无所知的茫茫大海中。船队的航向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明确的：“向西：既不偏北，也不偏南。”他携带着一套海图集，这是他航海的重要工具。海图都是用大羊皮纸绘制的，上面绘制的西班牙、葡萄牙、北非、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的海岸线还算准确。但想象中的岛屿，如安第利亚的位置则全凭猜测。对日本和中国的位置，是根据马可·波罗等人的行记，绘在哥伦布所认定的地方。海图上交叉画着一些直线，标志着若干大洋的风向。每张海图标有以里格为单位的标度尺，但没有经纬坐标。在西航的全过程中，哥伦布记下他所发现的每一个新岛屿，并将大致的海岸线轮廓描绘在一份空白的海图上。那个年代，一般船只使用锤索标准长度为40英寻（1英寻等于2码，又等于1.8288米），然而哥伦布船队中任何一条船上所带的深海锤索都长到了100英寻。哥伦布曾经还把两根锤索接起来可测200英寻的水深，在现代人看来，这些行为都有些童真——他所测量海洋深度的地方，现代海图上标深大约为2400英寻。他的航海辅助工具只有航海罗盘、两脚规、象限仪、测深锤、海图、直尺、方位表和常用乘法运算表、星历表等，工具非常原始。但就是靠着这些器具，哥伦布成功地完成了他的几次西航。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看到了西半球的第一片陆地。这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的东边海岸，然后，他们登上了圣萨尔瓦多岛。哥伦布首次西航时遇到的一切土著，都属于阿拉瓦克语系的泰诺人。由于哥伦布认定这儿属于印度，所以后来都对他们称作“印第安人”，即印度人。哥伦布也曾反复思索，这个岛是否是印度的一部分。他研读地图，也在《马可·波罗行记》里寻找答案，最后他仍然认为，圣萨尔瓦多岛属于印度地区，因为尽管这儿的黄金不多，仅有的一点点黄金是土著人穿在鼻子上的饰物，但那确实是黄金。在哥伦布的印象里，只有印度才有可能出产黄金，所以此岛属于印度。他还认为，道路铺金的日本国已经不会太远了。他手中标有日本国的世界地图上，日本国位于离中国海岸大约1500海里（约3000公里）的地方，《马可·波罗行记》中也是这样说的。哥伦布的全部时间都在寻找黄金、日本国和大汗，那个马可·波罗曾经到达和描绘过的地方。但他最终到达的，是完全另一个方向的西印度群岛。1492至1504年间，他又率船队进行了4次西航。他成功地横渡了大西洋，开辟了由欧洲通往美洲的航路，也证明了地圆说的正确性，促进了欧洲大陆与美洲新大陆的联系。他自始至终仍然认为，“十七个寒暑，我仍然坚持不懈地肩负着印度事业”。航海的艺术和马可·波罗所描绘的那个遥远世界的所有秘密，吸引了他一生不断地远航，虽然最终南辕北辙。
有趣的是，如果不是抱持着错误的信念，哥伦布可能永远到达不了新大陆。当时欧洲地理学界普遍相信，欧亚大陆横贯占据地球球面的180度（事实上只有大约120度），如果要从欧洲最西边出发，向西到达亚洲的最东边，要航行地球一半的距离，这个距离，不可能是当时只有80英尺（约24.4米）长的远洋船所能负担的。哥伦布却从并不精确的《马可·波罗行记》中推断出，日本在中国东方30度，又进行了错误的计算，混淆了英里和海里的长度，东算西算，认为只需航行2700英里（约4320公里）就够了。他的地理大发现有许多误打误撞的成分。他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但却未能改变他自己：他一直坚持认为，自己到达的是东方，登陆的是日本、中国或印度的东缘。
利玛窦：变换的视角
1596年10月13日，利玛窦从南昌给罗马的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是简单叙述了为获准定居南昌和购买住所而展开的艰辛谈判，随后又描述了蜂拥到他房间以表祝贺的知名中国文人的情况。他罗列了这些中国人造访的三个主要动机：相信耶稣会士们能将水银变成纯银、渴望学习西方数学、急于了解他的记忆法体系。从当时欧洲人智力和宗教生活的背景看，利玛窦的这一看法完全正确。那时，记忆法体系已同数字命理学和神秘的半科学炼金术相结合，使利玛窦获得了超常的反映传统宗教力量的能力。而从中国当时思想界的角度看，明清之际的“天学”，是近代以前除了魏晋以来的佛学外，中国思想与外界大规模接触的唯一一次。史景迁在《利玛窦的记忆宫殿》里写道：“在那个仔细探索星空奥秘的时代，人们对行星运动的每一个阶段、月亮的每一次盈亏和恒星的每一次出现都进行过认真的追踪观察，并就其可能对人类命运产生的重大意义做了仔细分析。受过教育的人们可以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然而他们的思想依然为一位历史学家所谓的‘悸动’于他们新柏拉图式宇宙观的‘未知的玄妙影响’取舍体系所占据。在众多体系中，一个自明之理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记忆力同宇宙的自然力融合，即可产生特殊的力量。”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三个世纪后，富有野心的反宗教改革天主教徒、意大利人利玛窦，再次来到了明朝的中国。他所身处的16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正以炮舰进行积极的“欧洲扩张”运动。欧洲宗教改革的兴起，引起了罗马教廷和整个旧教的恐慌，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应运而生。利玛窦的东行，是为了在东方发展新的教区，以挽救逐渐式微的教皇势力。而明朝已到了它的中晚期。民间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已初露端倪，社会思想前所未有的开放，政治上，却越来越封闭内向，腐败越来越严重。
1577年，利玛窦参加了耶稣会派往印度传教的教团。在葡萄牙候船期间，他曾在科英布拉大学（Coimbra University）学习，这所大学由葡萄牙国王若望第三和耶稣会创立人依纳爵联合建立，代表着海外殖民势力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势力的结合。1578年3月，他从里斯本乘船往东，到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留4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派他随赴中国的传教团到中国来传教。1582年，他自果阿启行，同年8月抵达澳门。从此，他便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从澳门和肇庆到韶州、南昌和南京。他曾成功地接近了当时明朝的政治中枢，被称为“万历皇帝的门客”，在汉族士大夫阶层中，他也有许多朋友，受到当时文化界如李贽、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热烈响应，对明清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就像马可·波罗一样，利玛窦也曾记录过他在中国的见闻，这些晚年写就的手稿，后来被整理为《利玛窦札记》，其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作为一个教士，当然还有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在他的札记第一卷，他开宗明义地说明他的叙述和其他的欧洲著者对中国的叙述的不同之处是：他是以亲身经历为依据的，其他人则只能依靠道听途说的二手材料。他说：“我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30年，游历过它最重要的一些省份，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研究过他们的风俗和法律。最为重要的是，我还专心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过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因而这些人写中国，并不是作为目击者，而是只凭道听途说并有赖于别人的可信性。”不知道利玛窦是否读过《马可·波罗行记》，也不知道，他的这句说明，是否隐含着他对《马可·波罗行记》的评价。更有可能，他所指的，是16世纪欧洲直航远东的道路开辟后，很多到达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与传教士，他们很多人仅在中国南部做过短暂的停留，也不谙中国语言。1497年，达迦马绕好望角东行到达印度洋。此后，欧洲商人，首先是葡萄牙商人，沿这条路到达印度、马六甲，然后到达中国和日本。
利玛窦对明代中国的叙述，比《马可·波罗行记》更具备了一种稳重和真实感。经历了两个多世纪欧洲对东方的探索和开拓，利玛窦审视的视角远远超出了猎奇，也不再有马可·波罗初次遭遇东方文明时那种被神秘异域文明所震慑的惊奇感。他明确地肯定，马可·波罗和后来的方济各会传教士都曾叙及的东方大国Cathay（震旦或契丹），就是中国北部的别名。利玛窦到北京后，在北京的四夷馆里曾和一些穆斯林相处，从后者的口里，他得知中国又叫契丹（建立辽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才第一次肯定了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或震旦，乃是中国的别名，马可·波罗所描写的中国，才最终为人们所确认。有学者认为，利玛窦这一重大的发现，可以和亚美利哥·维斯普齐证实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并不是印度相媲美。与马可相比，利玛窦更像一个博物志学家一样，记录中国物产与风貌的细部。比如，他介绍了马可完全没有提到的茶：“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作茶的著名饮料”，“它的味道不好，略带苦涩”。他也详细描述了漆，“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彩悦目”。如果说，马可就像一个涉世未深、知识积累也还浅薄的孩童，喜悦地用宽泛甚至夸张的词语描述新奇世界的繁荣富庶，用“百万”这样的量词模糊地表达规模之大，那么，利玛窦已经像一个严谨自信的成年人那样，描述更细致的文明肌理，并用具有史料价值的记述和数据来观察中国了，这也使他在深刻与准确性上，比《马可·波罗行纪》更有追求，减少了想象和文学色彩，从传奇过渡到汉学——欧洲已经开始系统性地认识东方了。
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时，成吉思汗的西征方便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路交通。忽必烈的元朝是开放的，虽然正逐渐变得年迈，却是充满阳气的、努力寻求在世界定位自己的帝国。那个时候扩张中的蒙古人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是强大的可怕魔鬼，但马可·波罗亲眼所见的，是和善的忽必烈汗。元明之际，肇始于其间的全球化，使得中国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不自觉地加强了与外界的联系和交流。利玛窦来到中国时，他比马可·波罗更洞察到明朝的弊端。令利玛窦兴奋的，已不是异域的山川、丰饶物产和奇特的风俗，而着重从政治、哲学、道德、伦理、政体等上层建筑领域来观察中国。他看到，封建帝王以一种愚昧的优越感把自己视为“天朝上国”，把自己的国家看作世界上唯一的中心和重心。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就担心，如果中国不是作为中心而出现在地图上，而仅仅占据一块不算大的地方，那么他会遭到中国人的反对，甚至攻击。他写道：“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明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利玛窦与中国文明相遇时，欧洲已经有许多精密的东西和科学上的成就足以傲视东方了。他所携带来的小小的三棱镜、时钟和地图，成为借以敲破中国森严思想堡垒的法宝。他这样写道：“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在肇庆，利玛窦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机械钟表；在南昌，利玛窦向江西巡抚陆万垓展示了三棱镜、西国记数法、时钟、地球仪、玻璃器皿。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1596年，利玛窦成功地预测了日食，在他预测的时间里，日食果然发生，天空黯淡无光，这使他名声远播。由于他与中国士大夫阶层很好的友谊，他译介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介绍传入“泰西水法”，而《坤舆万国全图》的传入突破了中国人原有的地域视野，改良了传统的历法。与马可·波罗相比，利玛窦与中国的触碰，已经具有不同的视角，全球化肇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开始有种先进文明对茫然不知的落后者的审视。
遗憾的是，利玛窦并不是当时欧洲进步文明的代表。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科学理性的近代文化，与保守的经院神学的中世纪文化，一直在对抗和斗争。利玛窦是拥护教权的，他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与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也有格格不入的地方。他所宣扬的迷信和魔力，比起同时代培根、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近代文化，以及笛卡儿所强调的上帝也要服从自然律的思想，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甚至远远落后于同时代诸如徐光启这样的中国学者。在那个处于十字路口的明朝，假如加入中西文化的媒介不是利玛窦，而是另一批具有近代头脑的人，传入中国的不是神学教义而是近代的世界观和科学体系，那么中国的历史，会不会走向不同的方向呢？这也只能是历史的遐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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