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16日，当代著名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访问中国，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就其新书《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作主题演讲，并与汪晖、杨念群、赵汀阳、吴飞等大陆学者展开对话。这部作品于今年5月在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将在2016年推出中文译本。
早在1973年，还在德里大学读书的杜赞奇，就被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所吸引和疑惑，认为“它似乎展现了一种可能改变历史的路径。”接着赴美深造，遇到恩师——温和派的汉学家孔飞力，四十余年来，杜赞奇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成就，都伴随着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他早期密切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史，思考近代中国如何实现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首部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运用真实史料，探讨了中国基层乡村的政权组织、文化形态和社会建构等问题，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内卷化”两个重要概念；他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历史仅仅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局限。
人类历史的变迁，被放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视野扩大到了社会史，尤其是“民间社会史”。也正因如此，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刚出版不久，就获得1989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美国汉学界最高荣誉“列文森奖”。
2002年，在第二部专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他又提出了历史思考和历史叙事的另一种方式——“复线历史”，对近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这种单一历史叙事方式进行了质疑，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中国民间口述历史的发展。2011年，他再次访华，参与“西天中土”计划，并带来了中文译著《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
在今年的新著中，杜赞奇将个人兴趣放在了全球现代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循环历史”这一核心概念，这是对“复线历史”的一次发展。杜赞奇认为，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和以叙述为中心的历史，共同构成了历史。简言之，不仅是由历史事件构成历史，对历史的记述和理解也同样构成了历史。
通过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跨越过去民族国家的限制，用“亚洲传统”来反思如何应对现代性带来的生态危机。杜赞奇探讨了“人与自然”这一亘古有之的命题，他认为，现代西方的文明国家，往往把自然视为与人类生活对立的事物，因此在全球引发了以生态危机为代表的可持续性发展危机。而亚洲传统和古老智慧中，人与自然往往被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类有可能从这些传统资源中获得解决问题的钥匙。
针对环境问题，在一些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基础上，有可能建立“全球性主权”。简言之，他认为，把环境问题纳入全球性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是必要的，全球性公共事务不再仅仅是指政治和经济事务。
不过，与会的中国学者并不完全认同解决环境问题与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之间的必然关系。也不愿意彻底脱离解决本国具体问题的现实，在两次会议讨论上，赵汀阳、吴飞和汪晖等学者，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更多的是和全球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与不平等、金融垄断与技术统御等更现实紧迫的问题放在一起的。
杜赞奇强调了自己的理论并非孤立而不切实际，却并未对此给出具体的解答。不同于前几本书的写作中，他以翔实的历史史料分析了很多具体的中国问题，本书中他似乎更愿意先在理论架构上做一个探索，涉及历史理论、文明传统和宗教哲学等领域。此书为亚洲和中国理解自身古老文明传统的巨大潜力，或许能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杜赞奇在公开讲座中未能直接解答的相关猜测和疑问，书中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可持续的未来
记者：你的新作《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将研究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危机上，这是否表示你认为，亚洲尤其是东亚最大的危机是可持续性发展危机？事实上，国际金融和信用危机、地区军备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也同样影响着世界的未来。
杜赞奇：之所以重点放在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上，是基于一个客观现实——生态危机对于地球上所有物种的影响，比目前人类任何其他危机的危害都要大。你所提到的这些危机，有的是暂时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而生态危机和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局性危机，它会广泛影响人类社会所在的全部或大部分国家，并有可能加剧其他危机。
此外，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备受关注，它有可能诞生出一些最基本的普适原则，调动人们解决其他相关问题的积极性，比如，在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问题。
记者：你所说的“亚洲传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是基于地缘意义上的，还是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你提出，以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来拯救生态危机，而事实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仅是亚洲的传统，同样也是欧美和非洲等一切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
杜赞奇：任何宗教的宇宙观和世界观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方对自然、宇宙和精神信仰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和学说。我这里主要讲两种情况，激进的超越性（比如“一神论”宗教）和可以“对话”的超越性（比如中国的“天人感应说”）。
在亚伯拉罕传统中，超越性的理想是比较激进的，这种理想通常只认可唯一的“真理”或“神”，它凌驾于一切之上，人无法直接与之沟通，只能聆听“神的启示”。
而在一些拥有亚洲文化传统的国家和社会里，这种超越性的理想（比如天或涅槃）并不是完全被一个“绝对的神”控制，人和神可以平等地交流对话。所以，在东方传统中，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而且这种宝贵的传统不是孤立的。
记者：从现代性危机和可持续性发展间的关系来看，亚洲传统中的一些思想，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印度的甘地思想，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现代性产生的一些糟糕结果，比如生态恶化和道德堕落？赵汀阳教授表示，解决环境问题不一定能解决更重要的贫困问题。你是否认为一旦建立起环境公共主权，这些问题有可能一起解决？
杜赞奇：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可以抵制另一种思想体系本身。我认为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改善工具理性带来的生态恶化，但这不是静态哲学之间的“比赛”，而是要靠人的具体行动去实现。
首先，它必须要能够动员足够多的人；其次，这个体系必须既适应现代社会，又不丢失原来的理想和传统。我在书中用了一定的篇幅去谈论这个问题：为了实现自己的事业，弱势群体是如何在奋斗过程中加入他们神圣的传统观念，以及使用新的社交媒体作为催化剂。第七章和结语部分就讲述了一种思想体系是如何产生动员作用的。
此外，我们需要建立起“环境公共主权”的意识，所谓“公共主权”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众所周知，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其他地区，全球性的财富和权力总有办法去获得有限的自然资源。这就意味着，必须制定相应的规则，以限制对资源的获取和使用。考虑到人类共同利益，就需要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那些使用资源的人，占有了多少资源，就必须在相应程度上进行价值补偿或交换。当然，这个模型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实施。
复线历史与循环历史
记者：你的“复线历史”观曾影响一时，在中国，私人口述史的兴起，已成为一种和国家宏大叙事并存的力量。“复线历史”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杜赞奇：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知道口述史在中国已经发展起来，我认为，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必须要产生某种作用于现实的合力。对于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历史叙事本身会影响历史的发展。但是，除非这些零散的个人叙事能够汇聚在一起，产生足够的合力，导致某些实实在在的方向上的变化，才会有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线历史”对中国的未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打破历史的单一叙事，比如国家的“宏大叙事”，通常需要有两种或三种以上的历史观并存，这样才可能有不一样的未来。
记者：你在新书中所提出的“循环历史观”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由事件构成的，也是由对历史的叙述构成的。从过去“复线历史”到如今“循环历史”，你个人的学术视野和观察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杜赞奇：“复线历史”是“循环历史”的第一步，两者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相似的问题：历史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事件或进程。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事件，也可能怀着不同目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记住它们。
“循环历史”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例，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业无产阶级革命”，而毛泽东将它变成了一场农民革命——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中国，而毛泽东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有可能反过来影响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其他国家的革命，这就体现出了“循环历史”的作用。在中国以外，毛泽东主义也产生了“历史循环”般的影响，它所引导的民族革命出现在恰帕斯、尼泊尔、印度中部等地区，然后再循环回到苏维埃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中心——古巴和中国。
正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从印度教和佛教的传说中借用“阿凡达”（Avatars）一词，创造了深入人心的现代性抵抗者的阿凡达形象，这一形象又反过来被柬埔寨的生态抗议者们当作符号来利用——他们将自己命名为“柬埔寨的阿凡达”。
民族主义的悖论
记者：你经常造访中国，据你的观察，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在发展现代性方面，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它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是否随之改变？
杜赞奇：自2005年以来，我频繁访问中国，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当然，这些富于戏剧性的变化不仅来自物理结构上，还有很多来自社会心理方面。改革前二十年的中国，因为社会竞争，社会中的个体担心落于人后，（更多是为了生存）产生了很多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每个人似乎都进入了某种商业关系中，容易产生绝望和沮丧的感觉。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财富的增加还是社会稳定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的心理环境。所以，外界对中国的国际造访和国际交流也增多了。在过去十年，整个亚洲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增长。随着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和熟悉，对于它取得的成就，我是敬佩的，但是也同样担心它未来的某些不确定性。
记者：你对民族主义问题有长期研究。上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曾起到重要的凝聚作用，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该如何看待与化解文化殖民与技术、资本垄断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杜赞奇：一旦面临全球性的问题或者状况，民族主义总是显得非常尴尬。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相比于过去，国家与国家之间更相互趋同，且相互需要。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产生的凝聚力量，是抵制英国和日本等现代帝国主义入侵的唯一方法，而英国和日本等现代帝国主义的形成，本身也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和国家主义基础上的。所以，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模仿与被模仿的行为，同时又是对这种行为的抵抗。
今天的全球化，意味着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在对资源的控制上有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资源配置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还在加剧。全球化确实会产生所谓的文化殖民和经济霸权，而在民族国家内部，那些深受其害的普通民众对此的反应，主要是受到国家宣传的影响。在民众中，这种民族主义往往表现得有点精神分裂。一方面，他们做一些亡羊补牢的事情来抵制外国资本；另一方面，因为抵制全球化而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大规模的移民又在悄然进行。
记者：在五年前“西天中土”计划开展时，你曾经说过，在东亚地区，民族主义更多来自民间，国家主义则可视作政府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执政党的参与。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五年后的中国，这一结论是否依然成立？
杜赞奇：是的，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东亚的强势政府在宣传民族主义上不遗余力。尽管我认为，相比于许多其他国家，中国政府更善于管理它的国民，但民族主义似乎成为化解各种内部矛盾的方式，特别是当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外国人的时候。今日的南海、钓鱼岛等问题，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继续关注这些外部矛盾，这一现象比五年前表现得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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