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自然，像个孩子一样
冬天的北京，万物萧瑟。刘华杰和本刊记者约在了西郊的植物园见面，那是个他在冬日里能够继续实践博物学的地方。双肩背、牛仔裤、棒球帽以及手里的相机——这些特征和刘华杰学生的描述完全吻合：“他总是一副随时出游的样子，上完课人就不知道去哪里晃荡了。”
“今年的植物，普遍长势不好。”一进温室，刘华杰就这样感叹，“虎头兰这时候早该开花了，花序一大串，沉甸甸的，漂亮得很，现在却只有叶子。”我们到的是隶属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北京植物园，没有对面卧佛寺所在的北京植物园名气大、人多。“北京有若干植物园，植物种类不算少，可是疏于管理。”刘华杰说，“我和他们提过几次意见，每一样植物都要挂上标牌，并且尽量少写错别字，但几乎没什么效果。而且有的标牌是错误的，比如有些标着‘紫藤’，其实是‘多花紫藤’，两者都是豆科，紫藤属的，但不同种，手性也不一样。”清早的温室里只有两个晨练的老人，借着温暖的环境在葳蕤的草木之间打着太极。看到突然进来个专家似的人物，他们都停下来好奇地看着他。
有了刘华杰的讲解，每一株花草都有了驻足观看的理由。我们终于碰到一棵正在开花的植物——洋紫荆，紫红色的花瓣有羊蹄形的绿叶陪衬着。“是不是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上面的紫荆花很不一样呢？现实中的洋紫荆是左右对称的。区旗上的紫荆花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呈旋转对称性。洋紫荆本身是不育的，这种植物是杂交的结果，倒是能让人想起香港的身世。”刘华杰说。过了一会儿，我们在温室外面看到了紫荆。“对于植物，同名异物的现象非常普遍，要确定名字的指称要靠拉丁学名。北方的紫荆和南方的紫荆花是同科，不同属也不同种的植物，它会开一种紫色的小花，紧贴在树干上。当然了，从专业分类学的角度深入下去，会发现拉丁学名也是在不断变动的，做分类的要与一堆文献打交道，某种程度上像史学家一样工作。”
刘华杰带记者在园子里找他很钟爱的青檀树。虽然枝丫是光秃秃的，但是从树形不难判断这是种优美又结实的树，尤其是树冠的轮廓，可以想象在盛夏时节投下的葱茏绿荫。“它就是北京的一种土生树种。在昌平南口镇檀峪村那里，有一棵青檀老树，和岩石抱在一起，已经3000多年了。这种树生命力强，能遮荫，做行道树最好了。我们的园艺部门喜欢从外面倒腾树种，忽略了来自本地、栽种起来方便的树。”刘华杰说。他觉得这种树不被人关注可惜，就在北大校园里悄悄地栽了一株。“我在山上拔了一株20厘米高的小树苗，先挪到自家的园子里培育了三年，等到长得像人那么高的时候，我悄悄挪进了学校，现在已经长起来了。从此北大校园多了一个属的植物！”据不完全统计，刘华杰在北大还栽有黑枣4株、山杏3株、黄栌1株、省沽油1株，嫁接紫藤属植物1株，草本植物还有若干。黑枣已结果两年，山杏则是他用北大四院中一株老杏树的果实繁殖的。老树后来枯死，所幸留下这三株后代。“我保证移植的都是华北本土植物，而不是入侵种，绝对安全。它们增加了植物的多样性，美化了校园。特别是，学生可以不用上山就看到更多的本土植物。”
面对植物，刘华杰总爱提起吉林通化的老家。他从一棵矮树下捡起一把干瘪的果实。“认得出吗？这是山楂。这里长得不好，掉下来也就干掉了。在我的老家不是这样。山楂树下有积雪，里面就埋着鲜亮的果子，被冷藏得很好。那些拖着大长尾巴的山鸡也懂得扒开雪去啄果子呢！野生山楂的味道叫人难忘。梭罗就在《野果》那本书里说过——那些种在园子里的草莓，那些用筐装着放在市场出售的草莓，那些精于算计的邻居一份份量好放在盒子里卖的草莓，我都看不上眼，他倒是能在暴雨之后，把路边突然出现的一小片鲜红晶莹的草莓吃得干干净净。我也一样，好像不在外面就着冷风把那些山楂吃下肚，回家就吃不到那番滋味。”我们行走中遇见曼陀罗的蒴果。“这个咬起来感觉没有成熟，估计种不出东西来。”刘华杰从一个暴裂的曼陀罗的蒴果里捏出几颗种子放进嘴里嚼着。“它是冻裂的，不是那种为了繁衍后代的自然开裂。有人害怕这种植物，因为它有麻醉的作用，种子吃起来是致幻的。其实少量没有问题，我们那边还用这个种子腌制松花蛋，它可以加快成熟速度。”
“人和土地有一种天然的亲情，所以你看没有一个小孩子是对自然无动于衷的。”刘华杰说，“倒是现在，实用主义为目的的教育让人远离了自然。”刘华杰小时候生长在长白山里一个叫“板庙沟”的地方，那里方圆十几里只有他们一户人家。“我们住的是外公去世后留下的房子。印象里我只见过外公一面，他是个枪法很准的猎人。”刘华杰说，“那里出门就是山。我去山里采蕨菜、大叶芹、刺嫩芽，挖荠荠菜、小根蒜、曲麻菜、山胡萝卜、山凳子、党参、细辛、龙胆草，捉狗虾、喇蛄、鲫呱子，摘莴笋头、山葡萄、山地红，拣地甲皮，打山核桃，套长尾巴帘儿（灰喜鹊），每项活动都那么有趣。”后来刘华杰搬到附近的村子里上学。即使是学校生活，也和大自然密不可分。“秋天一到，班级里就要搞‘小秋收’的活动，将可以食用的野菜、野果或者药材采一些来卖到供销社去，换来的钱作为班费买文具。”高二那年，刘华杰因为成绩优秀，获得了参加全国地学夏令营的机会，那次夏令营的总营长是地学大师侯仁之先生，吉林分营的营长是长春地质学院的董申葆先生，两位都是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由董先生带队，我们去黑龙江边采集化石，观察玄武岩的石柱节理、量沉积岩产状、寻找水晶的晶体等等，好玩极了。玄武岩的英文basalt就是董先生在伊通一个火山口处教我们的，我牢牢地记在心里。高考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地质学专业。”刘华杰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地质系，接下来几年又对数理和纯哲学发生了兴趣，一路由本科、硕士，念到科学哲学的博士。“一度沉浸在纯学术里变得与大自然隔膜起来，直到1994年博士毕业后回到北大任教，我才重新拾起了观察大自然的爱好，在闲暇时去关注那些花花草草。”
一个上午的时间，刘华杰收获不小。他的相机里有开花植物的照片——他会和之前的图片来做比较，任何一点颜色、形状、大小上的变化他都会琢磨一下；他的口袋里装着几个曼陀罗的果壳，他的手里还攥着一把已经枯萎了的啤酒花——这些都是办公室桌面的新摆设。正像刘华杰自己希望的那样，49岁的他继续保持着孩子一般对自然的亲近和好奇。
复兴博物学：一个反科学文化人的思考和坚持
在提倡博物学之前，刘华杰以“反科学文化人”的学术形象出名。同属于“反科学文化人”阵营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教授田松告诉本刊，最早他们也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后来因为他们对唯科学主义观念持全面批判的态度，所以被唯科学主义者称作“反科学文化人”。“就像‘印象派’这个名字最初也是嘲笑贬斥之辞，但之后就成为这一派画风的响亮名称，我们觉得这个标签也不错，更明确地反映了我们的批判立场。”
对于刘华杰来讲，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S.H.E的Super Star你听过么？有句词是‘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是地质学专业出身，研究生是科学哲学。早年间科学对我意味着什么？把‘你’字换成‘科学’就行了。”刘华杰说。2000年时，刘华杰出了一本书叫作《以科学的名义》。“收录的大部分文章还是科学主义的，但那时思想开始松动了。所以在前言里特别说了句：‘以科学的名义，好大的口气！其实应该否定，不要动辄以科学名义说话。’对科学有所怀疑，就是转变的开始。在科学主义者那里，科学就有如唯一真神，容不得怀疑的。”
2002年在上海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成为“反科学文化”阵营诞生的标志。“会议发布了一份学术宣言，叫作《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我和刘华杰都有参与起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界定了什么是科学主义。简要概括就是这样三点：第一，认为科学是唯一的真理和解释，应该用科学改造其他的学科；第二，科技带来的负面效应可以随着科技进步得到解决；第三，人有能力认识和改造自然，即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而反科学主义就是对这三点的否定，大部分这个阵营里的人是反对科学主义，并不是反科学。”田松说。他是这个阵营里比较激进的成员，已经到了“有科学就是不好的”程度，而刘华杰则持比较温和的观点：“科学应该慢慢发展，像奥林匹克竞赛那样‘更快、更高、更强’来搞，我认为没有必要。”刘华杰一直没有换掉那部非智能手机，并强调不是完全抗拒，只是尽量拖延，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反科学文化人”的温和表达，延迟使用新玩艺儿有利于环保。
作为“反科学文化人”，除了批判，还有提倡。博物学就是在这时候由爱好转变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重新梳理自然科学的传统，刘华杰将它概括为四个类别：最古老的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博物学传统，其次是有300多年历史的数理科学传统，还有不到300年的控制实验传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建立的数字模拟传统。“和另外三种传统相比，博物学最悠久也最无能。就是人们以‘实用’的标准来衡量它，觉得它没有用。其实，如果想让自然科学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四大科学一个都不能少掉。博物学在宏观层面对大自然进行观察、描述和分类，注重整体联系。在西方，博物学有两支脉络：一个是‘帝国型’的，比如随着探险船只出行的博物学家在新大陆搜集新的物种；一个是‘阿卡狄亚’型的，有一系列文人仔细感受个体的人和大自然的亲情，从怀特的《塞耳彭博物志》起，出现了一批写作优美的博物学作品。随着帝国扩张的结束，‘帝国型’的博物就消失了，而‘阿卡狄亚’型的博物传统在民间一直绵延。如今你去国外的书店，会看到有一个书架的分类叫作‘Natural History’，这个中文翻译就是博物学，里面有各种观鸟的、看植物的、看动物的书。像英国，每60个人里就有一个皇家观鸟学会的成员。”
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我们的古人，尤其是士绅阶层，是有博物的情趣的。他们过得从容悠闲，讲究日常生活，写下侍弄花草的心得、提笼架鸟的乐趣、野外出行的感受等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备受欺负，救亡图存第一要务，引进西学一切变得以实用为目的了。但这不应当是常态，中国的国力在恢复，心灵状态也应当改进。大国国民要有大国的心态，不能老盯着钱、权和力量。”
刘华杰将博物学描述成“无用而美好”的一门学科。“如果用‘实用’来衡量，就会再次陷入科学主义者的逻辑。博物学造不出东西，转化不成生产力。但是你能说它没用吗？”刘华杰记得小时候，家里没有钟，父亲判断几点出门上班，都是去看星星的。“博物学起码教会你野外生存的能力。现在你把我丢在外面，我知道什么可以食用，什么能够指引方向，不至于饿死和走丢吧？”在刘华杰心目中，博物学最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一种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自然的一员而已，自然和人是平等的。“美国老总统罗斯福和自然主义者缪尔是朋友，受他影响不少，因而采纳了他提出的建立国家公园的建议。现在对环境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基本都是有权力的政治家、有资本的商人和有智力的科学家集结在一起产生的结果。假如他们都能像罗斯福总统一样，具有博物情怀呢？”
2004年，刘华杰开始集中发表“恢复博物学传统”主题的文章时，得到的回应寥寥。并不是有多少人反对，而是没有人在乎，“毕竟这是一股很微小的对科技破坏力的平衡力量”。除了在“反科学文化人”中收获共鸣外，他得到了当时北京大学生物系一位年逾80岁的返聘教师汪劲武的支持。汪劲武1954年从北大生物系毕业，之后一直在学校里从事着植物分类学的教学。因为学校在这方面教师的缺乏，他退休之后还奋斗在教育的一线。“我们那时上学，主要是植物学和动物学两个大类的课。第一学年，整个教学重点就是动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系统分类。现在，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这方面课程就被挤占了，学生很快进入了一个微观研究的阶段。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生物系的孩子们出去还是叫不出动植物的名字。做实验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什么，自己无法做判断。”刘华杰是在请教汪劲武植物名称的时候和他相识的，汪劲武的体会也正是刘华杰的感慨：“对生物的形态没有概念，也就无法对生物建立情感。整天在实验室搞研究，杀死生命就如同倒杯水，怎么会对自然、对生命有敬畏之心！”
在刘华杰第一位博物学方向的博士生徐保军看来，刘华杰能度过一段孤寂的研究阶段，需要强大的心理。“人文学科的研究虽然不太需要经费，即使没有争取到项目的学者自己也能进行下去，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学者还是需要考虑同一个环境里，其他学者的研究方向，这样不至于太孤立而没有共同语言。某种程度上来说，刘华杰做出博物学的研究选择，是有些任性的。”徐保军现在自己在一所高校当讲师，对这点感受尤为深刻。他用了一句拗口的话来形容刘华杰：“他其实特别符合我们对一个学者形象的刻板印象，因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学者都是八面玲珑、深谙学术交际的。”
刘华杰很肯定北京大学对他的“纵容”。“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不管我。”刘华杰说。同样是在2004年，刘华杰给北大的本科生开了《博物学导论》的通选课。“在北大开课非常容易，填个表交上去就可以了。我还把选课人数控制在十几个人左右，这样能够方便组织野外活动。”这样开小班上通选课而不受到浪费资源的指责，在别的学校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能在大学里真正开一门博物学的课程，很符合刘华杰“大学需要提供通识教育”的思想。“长久以来，我们的大学和技校没有区别，培养的就是工匠。国家哪些岗位需要你，我们就把学生做成螺丝钉输送到哪里。教育应该从容一些，悠闲一些。我们要告诉学生，有些东西虽然暂时看起来不能兑现什么，但懂得了它们，一辈子会是很幸福的。”
2013年的时候，刘华杰终于感到博物学的春天就要来了。“2012年，我先是申请了一个普通项目，关于博物文化的研究，连同行评议都没有过就石沉大海了。接着2013年开始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申报。它的申请流程是由高校学者先递上值得研究的课题，经过汇总和筛选后，再面向所有学者来招标。有了之前的教训，我稍微动了点脑筋，定下了这样一个题目：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如果光是写博物学研究，肯定通不过；如果光写生态意识，那关注的人又一大把。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就让我的项目进了200多个项目的最终列表，并且其他人没有我钻研博物学这么深入，也不会再去申请。”虽然如此，最终能拿到80万元的社科基金项目还是让刘华杰有些惊讶。“毕竟这是博物学第一次进入最高级别的研究项目。‘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建设被反复强调，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物学更能凸显其对社会可持续生存方面‘曲线救国’的意义。”到了2014年国内博物学图书突然多起来，实际上先前许多出版社关于选题策划都拜访过刘华杰。刘华杰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向来有着学术风向标的作用，“博物学热”看来不远了。
博物人生
刘华杰将博物学分成一阶和二阶。“一阶就是去直接观鸟、看植物，而对于鸟类史、观鸟文化、植物史的研究则属于二阶。”刘华杰是少有的一阶和二阶活动全部覆盖的学者，他告诉我：“一阶更需要时间和精力，但我因为有兴趣，也乐此不疲；在我们这儿，二阶博物学才叫作学问。二阶梳理清楚了，进行一阶活动的人就更有一种文化归属感，知道自己属于哪类‘组织’、‘人堆’。曾经有不少朋友向我反映，他们‘拈花惹草’或者‘看鱼观鸟’的爱好总被周围的人认为是不务正业，现在就都可以聚拢在‘博物学’的大旗下，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身边人，我和亚里士多德、卢梭、达尔文、纳博科夫都具有相同的爱好、气质啊！”
对于二阶博物学的研究，刘华杰的想法是先逐一研究西方重要的博物学家，勾勒出西方博物学的演变脉络，再以此为参照，来看中国的博物学历史，这样就知道中国的博物学特殊在哪里，知道如何继承和发展。“我们的科学史还是这样一种写法，即现在是最进步的，今人最牛，古人最傻。其实这是个幻觉，只是我们知识多了，我们和古人一样聪明也一样傻。西方的科学史早就出现了向文化史的转向，它不执著于一种智力的进步，而是关注古人和周遭世界的关系，想知道他们对天地万物的看法。这其实都是一种博物学视角的研究。我现在就提出了‘博物学的编史纲领’的想法，要重新来写一遍科技史，谁有利于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谁就有更大的权重。在这本书里，《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森就会变得很重要，而像是爱因斯坦可能在这个框架里只是一般性地重要。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给中国的博物学家、思想家重新定位。”
刘华杰在夏威夷期间所做的植物考察就是博物学一阶和二阶工作的结合。2011到2012年，刘华杰得到了去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一方面他申报了研究课题《洛克对夏威夷本土植物研究的历史》——“洛克曾于20世纪初在云南生活过很长时间，国内人只知道他精通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却不太清楚他还有重植物学家的身份，在云南期间和回到美国夏威夷后都在做植物研究，这是洛克这个人物的一个空白”；另一方面，他也想亲自看看那里完全迥异于中国的各种植物。“夏威夷大学的网站上专门做了校园植物整理，鼠标放上去就能看到植物在校园里的位置和科属。我一个都不认得。光是这些就足以令人心驰神往了！”
在夏威夷观察植物的乐趣是什么？刘华杰说，首先确证了自己的基础知识还不错。“中国植物看多了，我起码认识上百个科。见到夏威夷不认识的植物就能先和科来对应，然后再去查就能找到名字。如果是新手，就算有洛克的那本《夏威夷群岛本土树木》和新编的《夏威夷开花植物手册》在手，也不知道从何入手来检索。当我快离开的时候，几乎当地的植物都知道了，甚至看一眼就大概知道是本地种还是外来种。”让刘华杰自豪的是夏威夷有一些特有的植物根本没有中文名字，他根据植物拉丁名字的词源和他在野外观察这些植物的感受现起了名字，并在之后出版的《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中正式对外公布。“别的植物学家不承认没有关系，他说他的，我命名我的。”刘华杰还有“久闻其名”的植物，就等着一睹它的“芳容”。“我早就读到有一种木本菊科植物韦尔克斯菊，世界上只有夏威夷有，在夏威夷它只长在考爱岛上，在考爱岛上它就开在红河谷一带。于是我专门算准了花期，买了1000多块钱的机票飞到考爱岛上，就为了和它‘约会’。”看到之后，刘华杰拍照、记录，又围绕着它端详良久。“你在植物志上看到，那是公共知识，和你没关系。只有经过这样一番过程变成个人知识，才会有乐趣。”
能将一阶的爱好和二阶的学术研究统一起来，这是刘华杰的幸运。刘华杰更喜欢把博物学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是每个人每天都可以实践的一阶活动。“我管它叫作living as a naturalist，博物人生。你可能不喜欢植物，那不妨试试昆虫，昆虫也不喜欢，还可以试试鸟类。”刘华杰的兴趣从花草扩展到观鸟，还有贝壳收藏，但最后发现都不如对花草敏感，最后还是把精力用在花草的观察上。“即使是一阶博物学，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人看花就是纯粹欣赏，有的人看花就想做一番研究，还有人由看花看到了上帝造物的伟大。于我，看花就是做哲学。这些都是博物学。博物学需要兼容并包，这样才能发展起来。”
- 看不过瘾？点击下面链接！ 【本站微信公众号：gsjx365，天天有好故事感动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