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15年第14期
“‘我的一生。’想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看见面前一道光线。仔细看，那光线真像一颗有头有尾的彗星。彗星的头，其最明亮的一段，是童年和青春期；彗星的核心，其最密集的部分，是决定生命最重要特征的幼年。我努力回忆，努力钻进那时代。可是在这浓密的地区移动很难，很危险，我感觉到我会接近死亡。再往后，彗星越来越稀疏，有越来越宽的尾巴。我现在处于尾巴的后端。写这回忆录时，我已60岁了。”这是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在1993年出版的回忆录《记忆看见我》中开篇的文字。
而今星星陨落。2015年3月28日凌晨，《欧洲时报》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诗歌巨匠”的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于当地时间3月27日去世，距离他84岁生日只差不到20天。
“彗星的头，其最明亮的一段”——童年和青春期
托马斯出生于1931年，他的父亲是记者，母亲是教师。起初，他们一家人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南区史威登堡街33号（现改名为篱笆门大街）。3岁时父母离婚，托马斯和妈妈一起搬到了福尔孔街57号，一座容纳、混杂着一群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的人的住所。在他的记忆中，除了房客，很少有人出入那座大楼的大门。偶尔会有醉汉在楼梯上睡觉，每星期都有乞丐按他们的门铃儿，他们“叽里咕噜”地站在楼梯平台，妈妈就会给他们涂上了奶油的面包。
父亲的离开，使得外公成为托马斯童年里最重要的男性长辈，以及他儿时最好的朋友（在1974年写作的长诗《波罗的海》中，他对外公进行了充满爱意的描述）。当托马斯5岁左右开始对博物馆着迷时，外公每周两次带着他从斯德哥尔摩南区走到铁路博物馆看陈列在那儿的火车模型，而后再到附近的中央火车站看火车冒着蒸汽驶来驶去。
上了几年小学后，他们每隔两个星期都要去自然历史博物馆，因为那时托马斯热爱并开始收集标本。在全家每年去消夏的润马岛的蓝房子里，放着他用来装死虫子的玻璃罐子，和一架用尖针钉蝴蝶翅膀的木板，因而那时房间的空气中总是漂浮着乙醚的气息。
蓝房子成了托马斯回忆的象征，多次出现在他后来的诗歌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我所捕捉的昆虫，当然没有任何审美的观点——我从事的是科学——可是我无意识地吸收了很多美学的经验。我移动在巨大的谜语中。”而《巨大的谜语》，正是他2004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的名字。
当然，年少的托马斯不可能只拥有明亮的夏天。和那些来自很少出现离婚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同学们不同，他没有能让别人看到的爸爸，毕竟每年圣诞节他们才见一次面。小学的代课老师告诉全班同学，不准因为托马斯没有爸爸而捉弄他。这并没有给托马斯带来安全感，反而让他惊慌，因为他感到了被同学们当作局外人的危险。同时，这也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保护，依然有同学总是爱把他抓起来摔倒在地上。起初托马斯试图尽力抵抗，后来只是让自己全身放松，以使对手失去兴趣。这样的记忆也曾出现在他的诗歌里：“我无名无姓/如同操场上的男孩，四面围着敌人。”（《孤独》1966）他曾写道：“我思索着把自己变成一条没有生命的破布，对我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那种既受残暴又保持自重的特技。我过多地采用这个特技吗？有时有效，有时没用。”
此时，外面的世界已经进入“二战”，从托马斯6岁一直到14岁，战争始终在瑞典周边肆虐。周末的晚餐时间，他们一家人总是收听着盟军的消息。托马斯虽然年少，却有着清晰的反纳粹的政治立场，并总是希望能够将其在公开场合表明，比如在搭上去往恩社德的郊区火车时，他一定会让妈妈展开宣传报纸《大不列颠新闻》，以沉默地宣布立场。当时，托马斯的一个叔叔在瑞典海军陆战队服役，在大西洋护送商船时死去。多年后，他出现在托马斯的《被遗忘的船长》一诗中，收录在1989年的诗集《送予生者与死者》里。
15岁的冬天，托马斯认为自己患了很严重的忧郁症。“一种不发出光芒而发出黑暗的探照灯把我捕获。天快要黑的下午，忧郁症把我捕获，第二天清早才把我放了。”这种黑暗的恐惧甚至于让他的身体出现痉挛。那时他开始怀疑所有宗教，并因此从不祷告，只以音乐的方式驱邪。转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忽然发现忧郁不再是生活的重要因素，但所经历的痛苦却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正是在那段时间，托马斯开始认真地敲击钢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对音乐的着迷曾使他希望成为一个作曲家。即便在后来因为脑溢血而导致半身瘫痪的晚年，托马斯依然坚持用他的左手进行单手的弹奏，而音乐的浸润也始终贯穿在他一生的创作之中。如他晚年所说：“我的诗深受音乐语言的影响，也就是形式语言、形式感、发展到高潮的过程。”
战后的瑞典经济繁荣，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出版业，以鼓励青年作者。这使得托马斯的少年时代与瑞典现代自由诗的黄金时代相遇。他当时就读在斯德哥尔摩最有名望且历史最为悠久的索德拉拉丁文法学校，和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一起，为正式或非正式的文学俱乐部、诗歌比赛或是学生杂志撰写稿件。
《当月桂树生长之时》（Medan lagrarna gro）就是其中一本，它是由瑞典最大的出版社邦尼尔资助的高中生杂志，不止是托马斯，曾在1998～2004年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以及在2005年接任这一职位的培尔·魏斯特贝当年也都为这本杂志投稿。1949年《当月桂树生长之时》第二期就刊登了托马斯的《诗五首》和埃斯普马克的一篇短篇小说。1950年魏斯特贝成为杂志总编，杂志第三期刊登了他自己写的四篇稿件，不过只有一篇用了他的本名。
此后，托马斯还与人共同编辑了一本名为《开始的音符》的诗歌杂志，他在上面发表自己翻译的世界诗歌，向读者推荐希腊、德国以及法国的诗人，此刊一直持续到1957年。
“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首本诗集轰动诗坛
1954年春天，托马斯的《诗十七首》轰动了瑞典文学界，被公认为瑞典诗歌界最卓越的首次版诗集之一。他因此确立了在同代诗人中的领袖地位，并以天才而闻名。毕竟当时他只有23岁，且在16岁前他还对文学不太感兴趣，而他第一本诗集的第一首诗的第一句却已经那样的精彩：“醒来就是从梦中往外跳伞。”而这其中独特的隐喻在托马斯的诗歌中是贯穿始终的特色之一。
《诗十七首》中的前14首写于1949～1951年，埃斯普马克曾指出，因托马斯在高中攻读拉丁文时发现贺拉斯的诗歌有一种形式上的美，而感知到诗的形式是何等重要。因此他呈现在《诗十七首》中的八十阙，其中十三阙用了古代的萨福式格律，两阙用了阿尔凯式格律，四十八阙使用有五个重音的抑扬格的无韵诗体。托马斯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初瑞典唯一使用古代诗律写诗的年轻诗人。
1952年服兵役后，托马斯开始大量地阅读莎士比亚全集，《诗十七首》中的其余十七阙都是自由体诗，当然，瓦尔特·惠特曼与迪伦·托马斯、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以及瑞典诗人埃克罗夫都对他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这本诗集的名字《诗十七首》，或许也是受到了迪伦·托马斯20岁发表的诗集《诗十八首》的启发。
兵役结束后，托马斯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文学、心理学、哲学和宗教史。这个时期的他非常热爱旅行，在冰岛、摩洛哥、土耳其、南斯拉夫、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他遍布足迹。与此同时，他结交了许多在文学、音乐上有共同喜好的朋友。195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路上的秘密》。同年，他与小8岁的莫妮卡·布莱德结婚。
1960年，托马斯放弃了斯德哥尔摩心理技术研究院的工作，与妻子一起搬至城外，在一所研究院从事青少年心理研究。新的生活让他们远离繁华，拥有了更为宽大的房子和两个女儿。但与此同时，新工作中必须完成的一些官样文章，那呆板的行文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托马斯的诗歌创作，常常使他大脑一片空白。他的诗集以四年一部的频率出版：《未完成的天》（1962），《钟声与踪迹》（1966），《黑暗中的视觉》（1970）。
这段时间正是瑞典文坛发生变化的时期。60年代的大部分诗人认为，诗歌的审美形式有可能妨碍感情迁移，使大家面对人类痛苦时变得麻木。《钟声与踪迹》就在这时成了一些年轻作家攻击的对象，他们指责托马斯以高雅的方式写诗，大胆地借用古典形式而不讲究通俗易懂，同时认为他忽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是保守派资产阶级。
这样的评论显然有失客观。事实上，托马斯是“左”倾自由主义者，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活动都非常关心，只不过他始终反对把诗歌变成政治活动的平台，不愿将诗歌与意识形态捆绑。而相比早期的创作，托马斯此时也已经让写作更加贴近社会和政治现实。例如，收入在《钟声与踪迹》中的《自一九六三年的非洲日记》所写的就是刚果发生的危机以及他在那里的亲身感受。埃斯普马克曾评论，这首诗展示出托马斯的意图里有着对和谐、对真理有所克制的信念，“这真理通向自由，但必须通过顽强的斗争才有可能得到”。此外，托马斯开始以更自由的方式将第一人称用于诗歌，而抛弃了艾略特的“非人格化”的理论技巧以及吹毛求疵的遣词造句。
世界范围内的认可
同一时期，托马斯结识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并与之建立了长期、亲密且坚固的友谊。他曾这样评价托马斯的诗：“他的诗歌中最诱人的特点是我们在其中感到的空间。我想这其中的原因是，他诗歌里出现的那四五个主要意象，来自灵魂中极为不同的地方。他的诗歌有些像火车站，从远方驶来的火车在同一座建筑里停留片刻。一列火车的下面还沾着俄罗斯的白雪，另一列火车的车厢里地中海的花依然鲜艳，车顶上是鲁尔的煤烟。”
布莱乐于将非英语世界的诗歌翻译成英语，并借由他创办的杂志《五十年代》传播这些译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杂志先后更名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于是，托马斯的诗和诗人巴列霍、里尔克、聂鲁达等人的作品一起走入了美国。因此，虽然他当时在斯德哥尔摩遭受了没有政治承担的质疑，却同时在美国成为自由文学运动和左派政治活动的榜样。1973年新的诗集《小径》出版，《波罗的海》（1974）、《真理的障碍》（1978）、《狂暴的广场》（1983）、《为生者与死者》（1989）也相继出版。
1990年，托马斯因脑溢血半身瘫痪，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人们以为他再也无法创作，甚至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瘫痪后，欧洲最好的诗人在哪里？”当时的他已经被誉为欧洲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
但托马斯的创作没有终止，他继而又出版了两本新的诗集，一本是1996年的《悲伤的凤尾船》，一本则是2004年的《巨大的谜语》，诗中自然不乏对命运的感慨。至于他如何将写作继续，诗人北岛回忆1998年他与托马斯在晚饭前喝着西班牙开胃酒的情景：“我问起托马斯的写作。他从抽屉里找出两个八开的横格本。1990年12月是个分水岭，以前的字迹清晰工整，中风后改左手写字，像是地震后的结果，凌乱不堪。”
2011年，托马斯终于在经历多次提名之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授奖词是：“他以凝练、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他在轮椅上接受了颁奖，并由妻子代为发表了答谢词。
托马斯与中国
托马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神秘甚至是熟悉的。1983年夏末，诗人北岛从当时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手中拿到了托马斯当时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及马悦然的英译稿和一封信，马悦然在信中问他能否将这些诗译成中文。就这样，北岛成了托马斯作品的第一位中文译者。用他的话说，托马斯的诗，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他认为，大多数诗人是通过时间的磨砺才逐渐成熟的，而托马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成熟。甚至可以说，托马斯的写作不存在进步与否的问题——他一出场就已达到了顶峰，后来的写作只不过是扩展主题丰富音域而已。
同样是80年代中期，在《中国画报》工作的李笠也在进行着对托马斯诗歌从瑞典语到中文的翻译。诗人王家新当时正在《诗刊》做编辑，负责外国诗，经常向李笠约稿，并在自己编选的《当代欧美诗选》中选入了李笠的四首译作。此后，李笠回到瑞典全面展开了有关托马斯作品的翻译，王家新则在北京联系了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后译稿因故转至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李笠所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出版。此外，董继平、黄灿然也都是托马斯诗作的译者，译作分别成书《特兰斯特罗默诗选》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诗二十八首》。
2012年，托马斯最后的一本诗集《巨大的谜语》由世纪文景出版，是马悦然的中译本，一并翻译出版的还有托马斯的自传体文集《记忆看见我》，其中收录了他在《诗十七首》之前的一些零散发表于杂志上的创作。此外，译林出版社还在同年出版了一本托马斯和罗伯特·布莱在1964至1900年之间的通信集，是由万之翻译的《航空信》。
打破神秘的不单是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已被译作中文，还有他与中国的交往。托马斯生前不止一次来到中国。1985年，他第一次到北京访问时，北岛陪他去了长城。“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地要求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那一次，他还访问了上海、西安等。2001年，借由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出版，托马斯再次访问中国，但这一次，他已坐上了轮椅，且口齿不清。
国内的很多诗人也都与托马斯有所交往。除了北岛、李笠常常到他瑞典的家中拜访，私交甚好。诗人赵野、蓝蓝、王家新以及沈奇在2009年赴瑞典参加诗歌节时，也曾由李笠出面一并邀至托马斯家做客。在那之后，几乎每位诗人都写下了记述那一天的文字或是诗篇，他们几乎都提到了窗口火红的天竺葵，优雅整洁的房间，女主人莫妮卡亲手准备的午餐，诗人艰难的步伐，用左手弹奏的乐曲、在诗集上的艰难签名，当然，还有最令人动容的爱人与诗人之间的默契陪伴。于是，托马斯年近80岁时面对的生活现实，其中的幸福与辛酸在我们眼前反复地出现。他大概也就是在那样充满美好和无奈的生活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然而在诗人离开的日子，我所想到的却是一幅更加遥远的画面，那是1985年的夏天，托马斯笑呵呵地站在蓝房子外迎接着北岛，在场的除了马悦然和他的夫人宁祖，还有他们的学生碧达和安妮卡。北岛后来写道：“如果时光是部影片的话，我非要把它倒回去，让那个时刻放得慢一点儿，或索性定格。那时托马斯爱开玩笑，壮得像牛；宁祖活得好好的，大笑个没完；安妮卡年轻得像个大学生，精力过人，好像直接从北京游过来似的。瑞典的夏天好像钟停摆——阳光无限。坐在蓝房子外面，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尝莫妮卡做的小菜，话题散漫……”
（本文内容参考了《诗人托马斯》，〔瑞典〕乔安娜·班齐亚著；《记忆看见我》、《巨大的谜语》，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著，马悦然译；《时间的玫瑰》，北岛著；《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王家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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