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傅雷家书》是我的枕边书。
名为家书，收录的不外是翻译家傅雷与钢琴家傅聪父子二人的通信。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在上海，儿子在欧洲，隔山隔海。在那个打电话不方便且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书信是亲友间分享生活、互相慰藉的唯一方法。
起初，我是因为傅聪，而非他的父亲傅雷，拿起这本书来看。当时我在学琴，常常听老师说：“钢琴弹得好，不仅要技巧出众，还要有感情。你看，为什么傅聪弹肖邦弹得好，就是因为动了感情。”那时候年纪小，并不知道所谓的“有感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去看看《傅雷家書》吧。”老师对我说。
初读这本书，觉得父亲有些唠叨，每封信都写得很长，且事无巨细，从感冒吃什么药，到去哪儿看戏、和谁聊天，再到翻译巴尔扎克时遇到的困惑，都一股脑儿地倾吐在纸面上。如今想来，当年的傅雷一定倍感孤独，不然也不会攒下那么多心里话，非要写给千里之外的儿子看。正如傅雷在某次去信中写道——
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闲聊），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
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可惜，当年的我，只看到信中的唠叨，却不曾见到那些关于艺术和文学的智识上的碰撞。
再一次拿起《傅雷家书》，已是大学二年级。重读数十年前的两地书，竟找到不少意味深长、欲言又止的段落。父子二人的性情，也借由那些看似无关宏旨的细琐文字，呈现在我眼前。
通常，人们提及《傅雷家书》，想到的总是傅雷与傅聪二人间的通信往来，殊不知，傅雷的次子傅敏同样才智出众，对于文学和艺术的见解并不逊于哥哥。傅敏名气不如哥哥傅聪大，一则因为傅聪是生活在镁光灯下的钢琴家，二来也因为傅敏天性内敛含蓄——少有人知道傅雷还有一个儿子，在北京一所中学里当了一辈子英语老师。
其实，旁人没必要觉得傅敏少了些父爱，也无须说什么傅雷偏爱傅聪的话。因为性格相近的人，总是能相互吸引。傅敏的温和，想来是遗传自母亲；傅聪的倔强与清高，则完全从父亲那里承袭而来。
若干年前，傅聪在香港举办独奏音乐会，我采访他时问及书中一处情节：傅聪19岁的时候，某次与父亲谈到贝多芬哪一首小提琴奏鸣曲更重要这个问题，谈着谈着两人竟争论起来，傅聪甚至气得离家出走了一个多月。80岁的傅聪仍记得那件事，说：“我和我爸爸都是性格很强的人。”的确，如果不是因为性格倔强、不愿从众，傅雷不会早早地与妻子双双弃世，傅聪也不会在得知父母去世的消息后数十年不返乡。
《傅雷家书》中，父亲时常对儿子谈及艺术家与艺术品，不吝赞美，也不忌批评。傅雷身为文艺批评家，本是对事不对人，但若教心眼小的人听了去，难免觉得不忿。那次采访中，傅聪的一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颇深，他说父亲傅雷一辈子怀抱赤子之心，只是，有时候我们自以为的真诚、洒脱，却往往成了他人指摘乃至抨击的把柄。在《傅雷家书》中，父亲曾与儿子谈及说话的技巧，提到两点：“注意以后说话，千万不要太主观，千万不要有说服人的态度，这是最犯忌的。因为即便你说的对，但是给人的印象觉得你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好像天下只有你看得清、看得准，理由都是你的；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好辩，不论大小，都要辨，这也是犯忌的。希望你先对这两个毛病，时加警惕，随时改掉。”
如今回看傅雷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他并没有做到不主观，也没能改掉好辩的习惯，他告诫儿子的两个所谓大毛病，自己一个也没能躲开。表面上看，傅雷是想借书信与傅聪讨论弹琴的技巧与做人的原则，实际上，那些寄去远方的书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傅雷本人的日记吧。只是，他一辈子也没能违拗了自己的性情。
我想，清高倔强的对立面未见得是左右逢源。傅雷不希望傅聪太倔强、太脱俗，也不希望他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应有的原则。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是翻译家父亲赠予儿子的做人信条。
最近，我重温《傅雷家书》，对于书中品评艺术或评价艺术家的段落少了些好奇，对于那些做人的道理，在认知与理解上又加深了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时代终会远去，长大后的我们，面对纷纭繁杂的世事，如何应对，又如何自处？或许，我们能从这数十年前的父子对话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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