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贵的时间成本
有北京市民统计并抱怨过一件事情：他从自家居住的小区到马路对面的超市买些日用品，必须采取以下步骤：步行10分钟到小区大门、右拐向东走200米、翻过一道长达180米的人行天桥、向西折返200米，耗时超过30分钟，才能往返与小区只有咫尺之隔的目的地。
在讲求效率的快城市，慢生活只适合无业青年或文艺份子。市民们的时间敌人实在太多：一条只有二车道的堵塞马路、一份不科学的工作单、一场毫无营养的谈话、一部让你觉得生命被延长的烂电影、一个总是叫你接儿子放学的老板、一个你根本不想玩却天天在玩的连连看游戏，都足以造成你时间表的紧张。
那么，你还有多少时间寻知觅己，好与你促膝谈心？美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实业家富兰克林在其编撰的《致富之路》中收入迷惑世人的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当你活在信奉时间信条的A型城市，你会不会在不知不觉间对朋友相处时间进行效益化计算？
这是属于都市交友的最后一条悖论——等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朋友；等你有朋友，你却没时间。
物化时代的交际苦闷：二十一世纪什么最缺？朋友！
“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物化社会什么都淡，不只朋友关系，甚至夫妻。
中国移动的春节祝福短信，今年是170亿条，年增40%。移动凭此日进亿金。逢年过节发短信发到手麻，是新世纪的形式主义。类似2008年的股市，表面繁荣，内底紧缩。
人类最多能“承受”的朋友数量是多少？科学研究的结果是“150个”。我们手机电话簿中，实用朋友太多，精神朋友太少。你发的一百多个短信中，有一两个是真的朋友，足矣。
社会流动频繁，同龄群的变迁，城市物理界面的冷漠化，都市人面部“酷化”，这就叫全球化现代化。表面风光底下是物化的社会关系，“朋友”泛滥却贬值，在所难免。年味儿淡出个鸟来，朋友之交淡如短信。
物化社会的特征：将朋友“工具化”
饭局上谈判桌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朋友”。办不成事就“不够朋友”。朋友成了办事的工具。
朋友的工具化让“朋友”概念贬值，“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校友聚会不时兴谈人生了，时兴谈钱。以交换名片始，以谈生意终。同学会将感情勾兑沦为关系勾兑了。
过去30年之中，中国人可谓补足了市场经济课，有些地方我们比西方还西方。当代中国人将社会学家所谓“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工具理性”的刀破除前改革时期的迷信崇拜，同时也砍向所剩无几的传统道德关系。传销从杀熟开始，做生意找投资从熟人开始，借钱炒股找熟人开始。结果找一个，“朋友”就少一个。现代人的一句肺腑名言就是，想众叛亲离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他们借钱。
次贷危机源于人性的贪婪，新任美国总统也承认了，他们人人有份儿。市场贪婪堂而皇之地以工具创新的名义获取了正当性，“华尔街式金融创新”。“工具创新”不仅在华尔街，在“学生辈”的市场经济国家比比皆是。中国用30年的时间越过了西方的300年，直至“毒奶粉”事件爆发，所有的公共道德和信仰归零。工具理性的发展正如马克斯韦伯100年前的预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市场经济尽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富足和自由，但支撑它的基本价值却蕴涵着使它自我毁灭的动力。
法国搞笑片《我最好的朋友》道出真正的朋友如此之难：一个成功的中年古董商人，有一个漂亮的公寓、一个美丽的情人和大把的金钱，跟人打赌说他如果在十天之内交不到一个真正的朋友的话，便要将在拍卖会上高价买下的希腊古董花瓶输掉。他列单子，逐个排除，好朋友竟无一个，全是利用关系，这就是工具理性“最高境界”。成功人士本质上都是孤独的，无私的友谊这种东西在他们的辞典里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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