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加坡梦”摘自:《南风窗》文:赵灵

时间:2014-09-17 08:46:34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加坡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30年来,新加坡是唯一的中国领导人点名学习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心悦诚服向一个国家学习了30年、至今还方兴未艾的先例。

为什么是新加坡?

30年来,中国的“新加坡热”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恰恰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

在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归来之后,新加坡这个经常被当时的中国媒体谩骂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国家,转而被誉为公共住屋、花园城市及旅游业的典范。“邓小平1978年11月份访问新加坡,12月份提出改革开放,后来李光耀说一定是邓小平看到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那些过去被中国视为南蛮的地方现在比中国发展得还要好,邓小平认识到中国体制出现问题,所以必须改革。”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教授告诉记者。

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时称赞新加坡“经济秩序好,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由此,从1992年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为中国培训官员,逐渐有了“海外党校”的称谓。从1997年开始,中国市长协会组织一些市长赴新加坡参加“中国市长高级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以中文授课、招收中国学员为主的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班。从2001年起,中组部和教育部先后开始向新加坡选送学员。由于学员大多数是市长或与市长同级别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因此当地人开始把这个班称作“中国市长班”。

第三次就是在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在这个背景下,广东省新任书记汪洋提出“叫板新加坡”。2007年8月起,深圳市政府两次派大规模考察团去新加坡学习,与汪洋的要求一脉相承。云南的昆明也发起了大规模的“问计新加坡,谋计新昆明”等活动,当地报纸大篇幅报道新加坡的经验。

在吕元礼看来,中国之所以对新加坡情有独钟,首先是因为领导人的治国理念相近,邓小平和李光耀都是理性务实的人。邓小平一直倡导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抓紧时间干”,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的“不争论”,与李光耀长期信奉的一切以行得通为原则的“行得通论”;认为演进而来的制度比制造出来的制度更优秀,提出鞋子“穿得越久,就越觉得合适”的“鞋论”,“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的“存而不论”,其精神气质是一脉相承的。

反之,如果是毛泽东时代,很难想象会提出学习新加坡,因为毛的浪漫性格和李光耀的脚踏实地迥然不同,甚至两人的生活习惯也毫无相同之处,毛的日常生活是“一庭花草半床书”,而李光耀则强调缜密、整洁、有条不紊,公开表示“我不喜欢我的桌子乱七八糟,如果不整齐,会影响我的精神”。

而在现实层面,从经济建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到公共秩序,新加坡这个建国历史只有40年的国家,已远远走到我们前面了。但这显然不是最核心的原因,因为世界上达到如此发达程度的国家还有很多。吕元礼认为,政府观念和作风相近等是更为实际的原因。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不可能学习美欧的两党、多党轮流执政,中国官员会对新加坡产生亲切感:原来世界上有一个管治理念如此像自己的地方,而且管理得很不错。而成为新加坡那样政党制度近似而又管理高效的国家,似乎是触手可及的梦想。

被误读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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