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在1959年成为总理,我当时才4岁。无可避免的,许多人只知道我是李光耀的女儿。
我的一举一动、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关注,有时还会受到批评。一个朋友说我是住在玻璃屋里。最近爸爸说我不会煮东西后,另一个说:“你住在没有墙壁的屋子里。”幸好,我并不容易感到尴尬。
只要我自己心安理得,我并不在乎其他人怎么说我。事实上,我的生活是公开的,因为我越是保持隐秘,公众越会胡乱猜测。
对爸爸的调整感到意外
我爸两个星期前这样形容我妈:“我妻子……不是传统女性。她受过教育,是职业妇女……家里依赖可靠和专业的女佣打理,但(我妻子)中午一定会回家陪孩子吃饭。”
其实,我妈是个传统的妻子和妈妈。唯一有异于传统的,是她也是个职业女性,多年来是家里收入的主要来源。
最让妈妈感到自豪的首饰之一,是爸爸为她定制的金坠子。他找了个书法家在上面刻了“贤妻良母”和“内贤外德”这八个字。
我妈的生活围绕着我爸,在我们小时候则围绕着我们。我记得有一次妈妈温和的抗议爸爸要她做的一件事。
“亲爱的,这是一种伙伴关系,”我爸爸说。
“但这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妈妈回答。
在某些时候,这个伙伴关系可能不是完全平等的。但多年来,特别是在我妈妈因为中风健康每况愈下后,照顾她的却是我爸爸。她清楚的表示,同医生比较,她更喜欢爸爸的照顾,显示了爸爸对她的无微不至。
他记得她所要吃的药物的复杂规定。因为她左边的视线看不到东西,他便在她用餐时坐在她左边。他提醒她吃盘子左边的食物,并捡起她左手掉在桌上的任何食物。
我向来敬佩爸爸对新加坡的献身精神,对于认为正确的事他坚持去做的决心,以及他与那些试图告诉我们如何治理新加坡的外国人抗辩的勇气。
但我爸爸也是个典型土生华人家庭的长子。他甚至不知道怎样敲破一粒半生熟的蛋——土生华人家庭的男孩子,尤其是长子,是不必做这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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