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赢得了甲午的国际舆论：报纸对中国进行包装

战争期间，日本高度重视和收集国内外舆论信息。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就常常询问工作人员：“国内外报纸之评论如何?乞来电。”日本驻其他国家的公使也积极收集当地的舆论信息并及时汇报。如日本驻俄国公使在发给他的电报中说:“关于朝鲜问题，该地各报之评论已于本年七月二十日，以第三十五号相告。……现将目前足以窥知该国人对我国一般之意图，概要译述如下，供您参考……”

日本朝野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新闻媒体，向本国人民灌输“朝鲜独立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以营造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氛围。如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在1894年6月6日的社论中就叫嚣：“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此实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紧接着《北国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报刊也随声附和，为军事侵略“正名”。

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既有主张加强海军建设，积极备战的，也有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的;既有重复过去那一套痛骂，并宣称不久将彻底消灭日本的自负言论，也有对战局悲观预测的文章。在外国人看来，当时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清政府在掌握国际舆论动向上更是处处被动。美国人丹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中说，中方“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垂五十日。迄无要领”。1894年7月23日，驻朝日军发动事变，包围了汉城电报总局，切断了经义州通往中国的电信线路，中国各级驻外公使、官员竟无一人向朝廷报告，也没有一个人向朝廷汇报所在国当地媒体的战前舆论动态。随后，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主要阐述：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则阐明：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我出兵是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等。日本的宣战诏书当然充斥着谎言，但从舆论的角度看，比清朝诏书更容易拉拢国际舆论。

日本在战争中善于借助随军记者宣传自己，借助国外媒体为自己做议题策划。据统计，甲午战争期间日本66家报社派出从军记者1114人，其中以《朝日新闻》《中央新闻》为最。战争爆发后仅1个月，西方记者就获得了随军采访的许可。随日军从日本本土出发的西方记者，就有114名，另还有11名现场速描记者(当时影像主要靠画师绘制)和4名摄影记者。日本还策划在随军记者的全程见证之下，给受伤的清军“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并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以礼送回”。英国法学泰斗胡兰德竟然“盛赞”:这是日本作为成熟的文明国家的标志性事件。

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对国际舆论的拉拢和利用，甚至不惜使用金钱收买、欺骗等卑劣的手段。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在呈送国内的报告中说:“我以前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把英国政府拉向我们一边……请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额外经费。”据日本文献记载，当时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日本需付给2000日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

反观清政府在舆论宣传策略上却表现得茫然。战争爆发伊始，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同时提交了随军采访申请，然而与日本政府主动邀请记者随军采访不同，清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不仅不允许国内外记者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地，而被砍了头，引起许多外交风波。

与日本外交官争相撰文进行舆论造势相比，翻遍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国外公众阅读的资料。驻英法等国公使龚照瑗不通英法语言，主要依赖英籍雇员马格里获取信息。1894年7月11日前，他一直逗留法国，接连向国内发回的“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解”等信息都是凭马格里的探报，没有一条是来自公开的新闻报道。

清朝国内媒体经常报道的失实，导致国际形象和信誉受损，甚至闹笑话。如牙山之战本是中方失败，而8月16日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却将其描述为中方大胜。之后的平壤之战，清军大败，守将叶志超讳败报捷，从官方到媒体却一片喝彩，经国外媒体披露后，成为了国际丑闻，以至于后来当国内报道“旅顺大屠杀”时，很多外国人竟然不相信。

反省是为前行铺路。时代虽已变迁，但日本右翼在“钓鱼岛主权争端”等问题上舆论宣传策略“设计”的精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全面掌握舆情、准确研判对手，实战实备开展舆论斗争，力戒粗疏空泛。

1894年7月25日，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海军击沉。英国朝野震动，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事报复。危机之下，日本一面与英国政府沟通，避免事态恶化，一面对事实进行剪裁，重新捏造证据，并利用权威专家“解读”方式扭转不利舆论。在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积极公关下，《泰晤士报》于8月3日和6日分别发表了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来克、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的文章，为日本野蛮行径辩护，认为日舰击沉高升号是合理的，责任不在日本。这两个人均为当时英国著名国际法权威，他们的据法替日狡辩，促使原本对日不满的英国舆论改变了腔调。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军记者克里曼在1894年12月20日纽约《世界报》刊载了《日军大屠杀》长篇通讯，一时间国际上掀起了批评日军野蛮行径的舆论浪潮。危机之下，日本一边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现场调查;一边说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在日本的舆论公关下，最终舆论转向了对日有利的一面。

反观清政府对待高升号被击沉、旅顺大屠杀等事件，虽然国内的舆论普遍在声讨日军的暴行，却仅限于国内的谴责和谩骂，没有向欧美新闻记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对当时世界主流媒体没有只言片语，自恃正义在手，坐等欧美等国对日兴兵问罪。结果，眼睁睁看着日本政府运用舆论公关让许多欧美的媒体，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体倒向了日方。

铭记伤痛是为了警醒。日本历史上是一个惯于制造事端，又善于在危机到来时进行舆论公关的国家。时至今日，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爆发危机的可能性绝不能排除。历史昭示，舆论斗争“有理也要辩三分”。当危机来临时，我们必须抢占舆论制高点，牢牢掌握主动权，针锋相对地将舆论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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