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不会打仗？北宋能征善战的文官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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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武人专政、叛乱频仍，殷鉴不远，北宋历代皇帝和文臣都或多或少猜忌防范武将，部分文官甚至奉“重文轻武”为祖宗家法。名将狄青的遭遇是北宋文武关系的一个缩影。狄青战功赫赫，官拜枢密使(相当于国防部长)，位极人臣，却被文官蔑称为“赤枢”。为官期间，狄青小心谨慎，还是因为捕风捉影的谣言遭到文官集团攻击，被贬离京、病死地方。北宋文臣武将之间都是这样截然对立，界限分明吗?并没那么简单。

狄青(1008-1057年)

中前期文官参与军政：范仲淹为代表

担任边区统帅、领兵作战本是武将职责所在。太祖太宗两朝，除了少数个例，基本由武将主导地方军务。比起宋太祖，太宗更加防范功高善战的武将，多用谨慎平庸之辈为主帅，并滥用监军和外戚，这是太宗时期对辽作战多次重大失败的原因之一，名将郭进和杨业之死就与监军有莫大关系。

真宗当政时，有文臣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儒帅的传统，“出将入相”并不罕见。文人统兵不会像武将那样骄纵跋扈，拥兵自重，文人指挥作战多有方略智谋，而武将仅凭一夫之勇。宋真宗时期，确实出现了一些知名的文将，比如工部侍郎钱若水因行军部署出色，改任武官。真宗一朝，文官参与军事虽然比前两朝要多，但不普及亦缺乏代表性。

具有重要意义的文臣主管兵事发生在仁宗朝。1038年，西夏元昊称帝，宋夏冲突渐起。三川口、好水川两次战役宋军大败之后，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等四人分别总领(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四路的军政和民政大权。范仲淹等人的官职都有经略安抚使和都部署这两个职位。此次任命是“宋代文臣统兵普遍化的分水岭”，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经略使等)成为文臣担任边区主帅的体制官职，曾经属于武将官职的都部署也基本由文官担任。

三川口之战(1040年)

1042年定川寨之战宋军惨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5人战死，损失9400人。对夏战争前三次重大战役皆败，死伤数万人，这固然有偶然因素，也表明宋军整体战略出了问题。

对于宋夏战争，范仲淹颇具远见卓识。他认为西北宋军数量多，但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不应急于和夏军会战。相反，宋军应在要害之地筑城修寨，招降藩部以削弱西夏补充宋军，整顿军备训练士兵，用浅攻长期骚扰打击西夏。范仲淹因戍边有功，擢升为枢密副使，后官拜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1044年北宋与西夏议和，宋夏战争告一段落，范仲淹的很多举措和构想尚未充分发挥威力，但仁宗朝之后对夏作战的策略吸收了范仲淹的军事思想。

北宋与西夏邻近的西北诸路

范仲淹的另一贡献是发现提拔将才，狄青和种世衡都在范仲淹任职西北时崭露头角。狄青平最重要的功绩是平定侬智高叛乱，种世衡则是”种世将门“的开创者，其子弟后代在对夏作战中屡立战功，在北宋末年的宋金战争中仍是关键角色。

范仲淹等担任边区军事统帅，但不愿文转武职，尽管武职的俸禄一般远比同级文职高，这是他们有自知之明。这些文臣自认为的优势是谋划经营，镇守后方，并节制武将，领兵作战、亲冒矢石非其所愿，更非其所长。一个没有明说的原因或许是范仲淹等人更认同文人身份，轻视武人。

范仲淹(989-1052年)

文转武职的典型：种氏将门

自真宗朝始，有志于边疆建功的文人文官开始进入行武，转为武职。武将较高的俸禄和较刺激的军旅生涯或许也是某些不得志文人转投军旅的初衷。据相关研究，真宗朝文换武职者至少约28位。仁宗朝更多，至少有47人，包括范仲淹等极短暂换武又转回文官，和最终以文职致仕的12人。

仁宗年间文转武职的官员中影响最大的是种世衡。种世衡早年因叔父种放的恩荫，补主簿之职，文官出身。1040年，在鄜延路任职的种世衡历经困难建好青涧城，因功升任内殿承制(武臣的一种官职)，从此转为武职。

鄜延路北部地区

自从宋辽战争结束，北宋承平30余年，禁军野战战斗力下降。边防城寨至少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据点，弥补战斗力之不足，同时也对入侵的夏军构成威胁。筑城不仅是一种防御手段，更是蚕食西夏领土的利器。宋哲宗时期的筑城深入西夏控制的天都山地区，缩小了西夏的控制范围，削弱其经济基础，北宋优势积累之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种世衡在笼络招抚藩部羌人上也极有作为，他在青涧城就已招募藩兵五千人。1042年种世衡用计收服羌部大酋慕恩，并利用慕恩平定投靠西夏的两个藩部。通过此种间接策略，种世衡不费一兵一卒，打击了西夏，加强了宋军实力，震慑尚未归附的藩部，令其不敢轻易与西夏合作。据说，种世衡还用离间计，巧借元昊之手杀掉西夏大将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兄弟。1045年，种世衡带病修筑细腰城，城寨修好时病逝，终年60岁。

北宋武将遭很多文官鄙视，被视为“匹夫斗将”，有勇无谋。由文转武的种世衡显然不是此种类型，但种世衡没有直接参与到对西夏的重大战役，战场指挥能力并未受到检验。他堪称一时之良将，是因为素有方略谋划，善于笼络人心，还有很强的工程组织能力，是综合能力极高的统帅。

种世衡八个儿子中，种古、种诊、种谔、种谊皆有将才，颇有战功，但种谔的命运更有典型意义。神宗对夏作战期间的绥州之战、啰兀城之战、铁城之战、元丰伐夏时的米脂之战等战役中，种鄂用兵果断，常以奇兵制胜，筑城作业更不在话下。

就战役指挥来说，种谔无可挑剔，问题在于他屡屡凌逼帅臣，擅自出兵，有功也被问责;或者缺乏战略考量，一路突进过猛，后勤支援不及。宋神宗的用人也有问题，他虽然欣赏种谔，却不能给予其恰当的指挥职位，结果种谔多受节制排挤。种谔在宋代毁誉参半，以北宋文人对武将的刻板印象来看，种谔就是他们最敌视的那种——狂妄生事，好逞匹夫之能，其军事才能如何已没人关心。

自种世衡开始，种氏已被视为将门。然而前述种世衡四个儿子以武将身份报国前，竟然都欲在文职仕途发展。这可能是北宋武将社会地位低的缘故。也可能与仁宗与西夏停战后武将扬名立功机会减少有关。英宗、神宗年间宋夏战火重燃，这些种氏第二代纷纷转为武臣。到了种家第三代，种师道和种师中仍然是由文转武(期间还有文武官之间的反复)。种师道曾为北宋大儒张载的学生，1122年随童贯北伐幽燕失败后，他为自己辩护仍以儒自居。种家名将里，只有种谔之子种朴一直是武臣。

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

进士出身的帅臣：王韶和章楶

宋神宗一改前朝边事保守和容忍的政策，重启战事、开疆拓土。这一时期功绩最大的统兵文臣非王韶莫属。王韶，进士第，曾担任过主薄和司理参军等基层文职。1068年王韶上《平戎策》三篇，详论攻取西夏策略，深得神宗赏识，被命为秦凤路经略机宜文字。

机宜文字官是宋代边路、尤其是陕西诸路帅臣的军事参谋。仁宗朝以来，北宋边帅绝大多数是文官，除了范仲淹等少数外，他们对军务并不熟悉，因此需要幕僚参谋协助或以供咨询。机宜文字官多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也有武官)，不仅处理军事信函奏章，也参与战事谋划，甚至带兵征战。通过机宜文字职任历练的官员，多有机会升为边路帅臣。游师雄、种朴和李清臣等人在升为安抚使之前都曾任机宜文字官。

王韶的总体策略是收复吐蕃诸部占据的河湟地区(大致在今青海东北与甘肃交界一带)，孤立西夏。秦凤路经略使对王韶的计划并不买账，多设阻碍，还要架空他。王安石力谏之下，宋神宗先后罢免了秦凤路三任帅臣，甚至设置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兆河安抚司，王韶任长官，同时缩减新任秦凤路帅臣的权限，将部分兵力划归王韶统辖，以确保拓边计划能够贯彻执行。在王安石鼎力支持下，王韶大放光芒，经略河湟终于开花结果。

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

1072年，王韶大败吐蕃军，占领河湟要地武胜军。神宗遂成立熙河路，以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1073年王韶率大军转战五十多天，拿下河、岷、洮、叠、宕五州，开边战争结束。熙河开边收复了河湟等汉唐故土两千余里，更取得了对西夏作战的优势地理位置，西夏面临宋军东南两线包夹。

王韶也有治理经营之能事。经略河湟之时，王韶采取兴马政、扩藩兵、通贸易等举措，不只巩固边防、羁縻诸蕃，也一定程度开发了当地经济，起到了安边和怀柔的作用，促进藩汉交流融合。范仲淹以知边治边闻名，但范仲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夏作战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思想，并能发现人才，王韶则是北宋少有的能带领兵打仗的文臣，其指挥战争、谋划韬略之高超，不输于北宋任何名将，更有开拓国土之大功。故而王韶担任机宜文字六年后就升任枢密副使，速度奇快，他当时年仅45岁，为神宗时期最年轻的枢密副使。

熙河路

神宗朝即有河湟拓边的辉煌功绩，也有元丰五路伐夏的虎头蛇尾以及永乐城之战的惨败。宋夏战争的战局彻底扭转还要到哲宗一朝，但哲宗朝的突破也与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后军力大大加强直接相关。1074年置将法(又称将兵法)施行，全国各路分设一将，每将统一军，由经验丰富的武将长期训练士兵，改变了北宋前期军队轮番戍守各地导致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训练不精”的局面。

范仲淹在陕西治边时，就将延州禁军分设六将、专人指挥操练。后来王安石主政时推广将兵法的蔡挺当时在范仲淹手下，所以说范仲淹对军队编制的调整是将兵法之雏形也不为过。军制改革打造出精锐善战的野战部队，西北帅臣更拥有了独立的指挥权与统兵权。对夏战争有了关键的军力和指挥保证。

1092年(哲宗元祐七年)的洪德城战役是宋夏八十年战争的转折点之一。进士出身的环庆路经略使章楶是这次战役的战区主帅。章楶反对哲宗前期再度保守的对夏战略。他强调只有野战军在外线作战，城寨内士兵才有信心坚守;若西夏围攻宋军各处城寨，兵力势必分散，若只重点攻击一处，宋军各城寨又可相互支援，有机会机动作战;若西夏并不攻城而长驱直入，宋军则于其退路伏击。

章楶(1027-1102年)

当年10月，西夏梁太后率军20万大举进攻环庆路。环庆路只有正规野战军两万六千人和四千藩兵，敌众我寡。章楶毫无惧意，派名将折可适领兵一万隐藏于山岭之中等待时机。由于环州城防守准备充分，夏军撤围而去。折可适在夏军撤退的洪德城附近设伏。经过一昼夜激战，夏军大败，处于中军的梁太后险些被俘，宋军斩敌首级千余。

纯粹从战果看，洪德城战役并不是一场大胜，但宋军以少胜多，进攻时机把握得当。章楶没将主要兵力布置在各处城寨，避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他派出几乎全部野战兵力于外线作战，除了折可适一路，还有李浩不足两万人的军队，可惜李浩与折可适信息传递不畅，未能实现前后夹击，导致战果有限。

折可适之外，章楶手下还有种家第三代种朴。受其父不佳名声所累，种朴军旅生涯屡遭挫折。1097年，章楶调任泾原路经略使后，种朴才能得以施展。与祖父、父亲一样，种朴也是筑城作业的高手。在章楶策划下，泾原路宋军广筑城寨，蚕食西夏土地，领兵筑寨最前沿的将领正是种朴。到1098年上半年，从葫芦河谷到天都山宋军修建了几十座城寨和堡垒，西夏天都山屏障尽失。其中最大最坚固的平夏城是种朴亲自勘测、绘图、监督修筑而成。

西夏疆域

1098年的平夏城决战，章楶综合多种防御手段，步步为营，不但打退夏军的猛烈攻势，还深入西夏境内攻击，大获全胜。此战之后，宋夏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北宋手中。章楶后来升为枢密副使。

范仲淹、王韶和章楶等人是北宋文官统兵的佼佼者，但自从文人建功边疆成为潮流以来，良莠不齐，出现了不少名不符实、夸夸其谈的文官，徐禧就是其中之一。《宋史》记载，“禧疏旷有胆略，好谈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帅怯尔”，徐禧以高谈阔论赢得神宗信任，后者派其赴鄜延路。徐禧目中无人，攘夺路帅沈括之权，更将意见不合的副帅种鄂排除在军事行动之外。

徐禧在三面绝崖、无水源之地修筑永乐城，该城难守易攻。西夏三十万大军进攻，徐禧先是兵败城下，后被敌军重重围于城中，沈括援兵受阻。永乐城破，徐禧与数百名将校战死，20多万士卒役夫阵亡。有种说法，种鄂因为私人恩怨，没有派兵救援。但实际情况是，种鄂手下仅有三千人，还要守卫延州，不能冒险分兵救援。

文帅与武将比较

北宋一朝与辽和西夏的战争冲突不断，虽有重文轻武之倾向，但统治者对武将的作用有着清醒认识。社会地位上文官高于武官，但武官戍边作战的高风险得到了补偿，同级别武官的俸禄一般都高于文官。对有志于战场杀敌、建立军功的文官，北宋提供了文转武职的通道，对于以谋略和治理见长的资深文官，开创了经略安抚使制度。绝大多数经略安抚使由文官担任，是一种以文驭武的制度设计，既能保障边防军务的统一指挥，又能以文臣节制武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犯上作乱。

北宋疆域

北宋文官参与军事对仕途升迁也大有好处。范仲淹、王韶和章楶都以军功升到枢密副使，甚至更高。武官也有人做到枢密副使乃至枢密使，比如狄青，但这是极少的个例。

从统帅类型来看，文官或者文官出身的武将与纯武将相比，更多元化。传统武将的理想类型就是狄青这种，既能战场指挥，又深富谋略，所谓智勇双全者。大多数文帅个人武艺不及武将，但武艺高强并不是对统帅的要求。文官中战役指挥、战术和谋略运用与狄青相当者不乏其人，军功最高者就是王韶和章楶，其他还有柳开、张齐贤和苏缄等人，王韶也是少数可以领兵上阵的文官。儒帅中更有范仲淹这样的军事家，其军事实践和思想对北宋对夏战略影响至深。

宋夏战争已不是纯粹的军力较量，更是综合能力的比拼。妥善处理与吐蕃部落的关系，巩固治理边区，也是对统帅的重要要求。文官里王韶颇善经营治理，可谓文武双全，种世衡则善于笼络人心，能收服羌人。进筑城寨也是北宋对夏整体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种氏三代中都有长于此技者。当然对军事统帅而言，最核心的要求仍是指挥作战的能力。

终北宋一代，出于对武将的猜忌、限制和防范，统治者以文驭武，以文臣部分替代武将，承担戍边拓土之责。固然有平庸无才和纸上谈兵者滥竽充数，但北宋诸多儒帅文将不仅战事指挥、谋略运用上不输武将，更在军事思想、战略规划、治理经营、处理民族关系上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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