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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史记·平准书》
汉朝自立国以来，最大的敌人便是北方的匈奴。初期，大汉还处于穷困潦倒、百废待新的阶段。面对匈奴不断来“打谷草”，汉高祖刘邦最开始采取的是以蛮制蛮的策略，想以武力解决边疆问题。但是，在经过“白登之围”后，汉高祖意识到敌强我弱，不宜力拼，于是马上改变战略，采取了怀柔之术，通过送公主和亲和财物利诱，满足了匈奴的欲壑，实现了和平共处的安宁。
吕后在执政期间，冒顿单于递上了一封带有污辱性的求爱信：“太后守寡，孤王丧偶，两相孤独，何不两相和好，互通有无。”大致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孤独的君王，生长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很想到中原一游。现如今吕后你新寡，而我又是单身，我们都属于同病相怜的人，郁郁寡欢，心中的苦楚和烦闷无处发泄，我真心希望能和你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从此朝朝暮暮长相厮守，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面对这样极具侮辱性的“求爱信”，樊哙提议出兵扫荡匈奴，但吕后最终还是听从了季布的意见，选择了忍气吞声，再送公主并配以金银珠宝等陪嫁品，以定冒顿之心。
吕后延续了汉高祖的做法，暂时解决了匈奴这个难题。然而，这种表面和平的局面始终是包不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到汉文帝时，汉朝和匈奴貌合神离的面纱被撕破，表面上的和平终于被彻底打破了。
当时，汉文帝还是按照汉高祖定下来的规矩，派公主和匈奴的单于和亲。汉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病死，儿子稽粥继位，号称老上单于。文帝获悉后，马上将宗室的公主许配给稽粥。一场看似欢喜的和亲，却被一个叫中行说的小人物给搅黄了。
汉文帝当时选宦官中行说作为公主的随从，然而，中行说并不愿意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护花使者，并且明确地向汉文帝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汉文帝认为他的理由不充分，非要让他去完成这次任务。皇命不可违，中行说在牢骚中上路了：“你们非要逼我去，一定会后悔的。”
果然，很快汉文帝就后悔了。中行说到了匈奴，马上就当了匈奴的走狗，他极尽挑拨之能事，不断破坏双方的关系，不断挑起双方的纷争，大张旗鼓地进行“反汉”。
他首先从思想上教化匈奴人，不要迷恋汉朝送来的绫罗绸缎，这些都是身外物，是消磨人意志，侵蚀人思想的东西，要他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彻底破除过于依赖汉朝的心理。二是从行动上教化匈奴人要读书识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并且教会了他们用文字来记录人口、牲畜情况，绘制地图用以行军作战等。总之，在中行说的鼓捣下，匈奴人很快就变得不安分起来了。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十多万大军大举入侵汉朝边界，结果收获颇丰。他们不仅攻占了朝那、萧关，还抢夺了大量百姓和牲畜，长驱直入到甘泉宫。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汉文帝对待边疆问题的底线。眼见匈奴严重触红线之举，他震怒之下，便要亲自率军去反击，结果谁都劝不住，最后还是窦太后亲自出面才阻止了汉文帝的愤青之旅。
此后，尝到了甜头的匈奴人变得肆无忌惮起来，经常出入汉朝边境“打谷草”，其中云中郡和辽东郡成了重灾区，甚至出现了白骨露于野的惨景。
一个小小的宦官，挑起了两国长达四十余年烽烟不断的征战，这是汉文帝不会料到的，也是汉人无法理解的，更是后人引以为叹的事。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到汉景帝时，匈奴依然我行我素，特别是七国叛乱时，匈奴磨刀霍霍，准备对汉朝来一次惊天大逆袭。结果他们的刀还没磨快，叛乱就被平息了，使得他们精心打造的计划胎死腹中。
随后，聪明的汉景帝依然采取和亲政策，极其大方地将公主和钱财往匈奴那里送，虽然匈奴人还是没死心，但从此“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到汉武帝时，匈奴如幽灵般如影相随，避不开、躲不了、逃不掉。这时候，汉武帝对匈奴面临是战还是和的抉择。最终，他选择了战，且坚定地血战到底，一雪国耻。这也是汉武帝在继思想革命之后，做出的第二个大举措。
如果说汉武帝的思想革命是为了治国、理国的需要，那么，他坚定地平定匈奴就是护国强国的需要。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摒弃汉高祖一直流传下来的和亲政策，另辟蹊径地动用武力。
的确，汉朝经过五代人的共同努力，通过休养生息政策，这时的汉朝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已是一跃千里，粮多、钱多、马多、武器多、军队多。
粮多解决了吃的问题，钱多解决了穿的问题，马多解决了行的问题，武器多和军队多解决了打仗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五个多合起来就能解决战的问题。
就在汉武帝磨刀霍霍，准备战的时候，匈奴人似乎闻到了不祥的气息，主动投来了“和”的橄榄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的单于派使者到长安求见汉武帝，请求和亲。
为此，汉武帝马上召开了一次朝议，讨论接不接受和亲的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方面主动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落得个广开言路的好名声;二来测一测大臣们对边疆问题的期望值，为自己的武力平定匈奴做铺垫。
朝议开始后，一改上次汉武帝为窦婴和田蚡举行辩论会时的沉闷，现场气氛非常火热，“主和派”和“主战派”讨论得热火朝天。
首先，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大行(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部长)王恢发言。王恢之所以能成为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长年在基层工作，而且还经常与匈奴打交道，主张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是其深思熟虑之后的举措。
随后，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御史大夫韩安国进行了陈述，他强调与其摸着石头过河，冒险和匈奴人进行刀锋上的较量，不如放下屠刀，立地求和。
一边主战，一边主和，相对相立，相映成趣。一边战鼓隆隆，铁骨铮铮，意气风发，似乎在谈笑间，在弹指一挥间，匈奴便灰飞烟灭了。一边和风徐徐，言辞灼灼，灯火阑珊，似乎在花好月圆间，在举杯邀明月间，大汉王朝便能和匈奴永远和平共处下去。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让裁判长汉武帝很为难啊。为此，他决定充分发扬民主，请与会的大臣们进行一次“公投”。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支持王恢的居少，支持韩安国的居多。
看到这个结果，汉武帝很无奈，他的原意是主张动武的，但此时的“臣意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大多数大臣还是保守派，还是愿意继续走和亲的老路线。
既然如此，那就再忍忍吧，再等等吧，忍到条件成熟时再说，等到东风来时再谈。汉武帝权衡利弊和轻重后，宣布同意韩安国的意见，继续和亲。
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第一次交锋最终以主和派的胜利告终，但主战派却如革命的种子，虽然还是“星星之火”，但成“燎原之势”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隐忍与负重是一把双刃剑，当忍无可忍，无法承重之时，也就是物极必反之时。果不其然，汉武帝和匈奴的和亲只走过了短短三年的“蜜月期”，便进入了“更年期”。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第二次召开朝会，商议匈奴问题。
这次汉武帝一改往昔先听大臣发言，再做决定的传统做法，会议一开始，他就主动提出自己的主张：“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慢，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
汉武帝的话里表达了三层意思：我对待匈奴，又是嫁送公主又是赠送礼物，可谓仁至义尽，而匈奴呢?他们又是侵我土地，又是掳我臣民，可谓无礼至极、傲慢至极、可恶至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所以我决定对匈奴用兵。
这一次汉武帝改变思路，创新思维，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地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有了汉武帝的金玉良言，主战派代表人物王恢勇气大涨、信心大增，又是第一个站出来举双手加双脚表示强烈支持。但是，主和派的韩安国也不甘落后，同样站出来举双手加双脚表示强烈反对。这一次主战派王恢和主和派韩安国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这一次两人通过讲故事，以事喻人;讲实际，以理服人;讲策略，以诱伏人。
王恢充分发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阐述了自己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归纳起来就是十六个字：以饱待饥，以利诱之，以逸待劳，以伏击之。
这就是历史上的马邑之谋。
王恢的话有理有序有节，有因有果有方案，汉武帝听了大为高兴。他没有让辩论再继续下去，而是以“裁判长”的身份宣布同意王恢的意见，同意对匈奴开战。
就这样，马上演了闻名天下的“马邑之谋”。
就这样，汉朝和匈奴之间靠和亲政策维持了多年的“伪亲密关系”彻底破裂，表面的和平被撕碎，一场长达四十四年之久的攻防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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