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反九路围攻：歼灭4000日寇收复县城12座

我一二九师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抓紧根据地建设。那时，晋东南各县，差不多都有我党掌握的“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但各县、区、乡级政权还未得到根本改造。这些政权的头头脑脑，多属阎锡山的骨干，对八路军不信任、不支持，甚至有刁难、限制、破坏的，给我们的筹粮、筹款、扩大兵员、发动群众带来了许多困难。不解决政权问题，根据地建设就是一句空话。在那几个月里，我们组织了不少小分队，到各地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很快，大部分县、区、乡都建立了抗日政权，建设根据地的工作进展迅速。

二是建立军分区和各县、区的游击支队，迅速发展抗日武装。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是指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也就是太行山地区。在这里，先是建立四个军分区，继而由师参谋长倪志亮同志负责，组建晋冀豫军区。同时，我们派出约三分之二的兵力，一般以连为单位，配上营以上干部，分散到各县区，组织游击支队。较早建立起来的一批队伍有秦(基伟)赖(际发)支队，汪乃贵支队，赵(基梅)涂(锡道)支队，谢(家庆)张(国清)支队。还有平定游击队，长凝游击队，祁县游击队，太谷游击队，榆社工人游击队，寿阳游击队等。游击队成员，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和学生，还包括一部分收编的国民党散兵。那时，晋东南一带，跑散的国民党官兵甚多。他们打着“抗日军”、“游击队”的牌子，为非作歹，骚扰百姓。这是一大祸患，直接危害我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为此，我们发表了《告散兵书》，欢迎他们加入八路军。条件是打日本强盗，为民族解放，不侵犯民众利益，共同艰苦奋斗。不愿留者，则发给路费，开具证明，让他们走。这件事对我们非常有利，有的散兵编入游击队以后，经过政治训练，很快成了骨干。为了加强游击队建设，我们还办了一所晋冀豫军政学校。重点培养游击队骨干。游击队的建设，一开始就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积极发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抗战初期，我们主要是运用游击战法，打击与消耗敌人。游击战，每战战果不大，但积小胜为大胜，具有战略意义。从一九三七年底到反九路围攻前，一二九师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战斗、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和响堂铺战斗的胜利，累计歼敌两千五百人。响堂铺一次伏击战，就歼敌四百多，打掉敌人汽车一百八十辆。

四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国民党在山西境内的驻军除阎锡山的部队外，还有曾万钟的第三军，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武士敏的第一六九师，朱怀冰的第九十四师，还有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骑兵第四师，以及汤恩伯率领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这些部队，数量是可观的。可是，蒋介石的政策不对头，虽拥有重兵，但消极避战。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做争取团结的工作，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象汤恩伯，他退到了榆社，不敢与日军接触，整天想着到黄河以南去。刘伯承、邓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同他交谈，劝他以大局为重，留在山西携手抗日。但没有留住，反九路围攻之前，他就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我党在建立统一战线的同时，还利用统一战线关系，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就是在我党与阎锡山合办的军政训练班、国民党军官教导团的基础上形成的，实际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薄一波同志是主要领导人。杨秀峰同志还以国民党河北民训处的名义，组成了冀西游击队。

抓紧政权建设、扩大抗日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展统一战线，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到反九路围攻前，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几百万人发动起来了，游击队、自卫队、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工会、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巍巍的太行山上，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到处都是埋葬日军的坟墓。这就为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反九路围攻开始的战场形势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普遍开展，特别是我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搅得日军昼夜不得安宁。为解除我军对它的威胁，日军遂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初，以其第一○八师团为主力，纠集第十六师团、二十师团、一○九师团及酒井旅团各一部，计十多个联队(其中八个步兵联队，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各一至二个联队)，由邯(郸)长(治)大道上的涉县、长治，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屯留，正太路上的平定，同蒲路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路上的邢台，以及元氏、赞皇、昔阳、祁县等地，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围攻，妄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速战速决，将我军围歼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日军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一方面疯狂地对根据地人民进行烧杀抢掠，他们所到之处，烟火滚滚，尸横遍野。

从缴获的文件中，我们已发现了敌人“四月上旬有较大攻击”的企图。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及时在沁县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各部队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制定了粉碎敌人围攻的作战方针，指示我们采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在日军未进入我“利害变换线”〔1〕以前，采用内线作战，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当打敌一路时，余路箝制之;当日军进入我“利害变换线”内时，则从敌间隙中转到外线作战，袭击敌之侧背，亦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并作了具体兵力部署。

四月六日，我一二九师在西井召开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讨论反围攻的具体作战方案。刘伯承师长认为，我们要先发制敌，与友军一起分头截击敌人，特别要抓紧平汉、正太、同蒲诸线和白晋公路，先粉碎其新计划，推迟其围攻，再给以更大打击。当时决定，先在涉(县)武(安)间打敌一路。会后，邓小平政委和陈锡联同志去辽县，指挥北方各部，动员群众，“空舍清野”，布置后方工作。伯承同志和我率部执行涉武作战计划。原定在涉县、武安间的鸡鸣铺山地设伏，打一个伏击。后因敌情有了变化，正太线之敌占了襄垣，八路军总部命令我们西移，配合国民党曾万钟第三军作战。这时，晋东南各部队包括友军，在朱德、彭德怀同志指挥下，各自都进入了作战地域。

反围攻开始阶段，主要进行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并寻找有利战机，在运动中给予打击。因此，敌人的各路围攻，大都受到了八路军与友军的不同程度的抗击。

敌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由洪洞进犯安泽、沁源，被我一一五师一部、决死一纵队和友军高桂滋部给堵住了;酒井旅团的一个步兵联队附骑兵、工兵、炮兵和辎重各一部，由太谷、祁县进犯子洪口，在东西团城地区，遭到友军武士敏和朱怀冰等部的阻击。敌第一○九师团两个大队由太谷、榆次，经长凝，向阔郊、马坊进攻，以榆社为目标，前进没多远，就受到我秦赖支队的箝制。敌第十六师团兵分四路向我围攻，第一路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和顺，向辽县进攻，这一路由于友军没有积极抗击，使敌人顺利到达辽县;第二路也是一个联队，由平定、昔阳经皋落，向辽县进攻，在松烟镇附近，被我曾国华、汪乃贵两支队截击，颇有伤亡;第三路是一个大队，由元氏、赞皇西攻浆水，被我一个支队和地方武装迎击;第四路是两个大队，由涉县攻麻田，遭到了友军骑兵第四师和我师一部的箝制。敌第一○八师团一个联队由长治经襄垣、西营、下良进迫辽县;步兵工藤联队附骑、炮、工、辎各一个大队，由屯留、虒亭，向沁县进攻，被曾万钟军打了一下，没有堵住，即占领了沁县、武乡，逼近榆社。这后两路均为苫米地旅团长指挥，是此次向晋东南围攻的主力。

粉碎九路围攻的关键一仗

那时我任一二九师副师长，随师部从鸡鸣铺撤出后，经偏店、桐峪、左会、石门，四月十三日到贾豁镇。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伺机在武乡、榆社间打一歼灭战。

这时，敌一一七联队进占武乡，并以主力北犯榆社，企图与太谷、榆社南犯之敌会合。但在我总部特务团和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阻击下，感到深入危险，又退回武乡。估计他们有两个企图，一是向西，增援从子洪口进来陷于苦战的敌人;二是向东，退走长治。我们判断，敌人向东的可能性大。于是，决心消灭这一路。

十五日，我部进至马牧、胡家垴、型庄、长庆凹一带。黄昏后，武乡之敌开始向襄垣方向撤退，遂急令三八六旅和一一五师之六八九团尾随追歼。我们赶到武乡时，武乡县城处于一片硝烟火海之中，当即命令部队帮助群众救火。

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同志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七七二团、六八九团在左，七七一团在右，七六九团为预备队，尾左路之后，沿浊漳河两岸山地猛追。陈赓同志率七七二团先行。经武乡、小河、黄红坡，十六日晨，在南窑科地方，发现巩家垴有敌侧翼警戒部队四五百人。为避免暴露企图，该团即在山下牛家庄隐蔽起来。敌未发觉，继续东行。

这时，敌人大部已过长乐村，其辎重尚在白草延附近，而我七七一团已到达白草延对岸之郑峪村、张庄以北高地，与七七二团两岸平行。这是一个好机会。遂令两团相对突击，将敌拦腰斩断。敌之辎重人马被压制在长乐村以西之型村、李庄、白草延、马庄一线的一个狭窄的河滩隘路上，无法展开。在我两侧部队猛烈攻击下，敌人丧魂落魄，欲战无力，欲逃不能，人马尸首和辎重遍布河滩。战至中午，已过长乐村之敌主力一千余人返回解围，被七七二团一部和六八九团截住，战斗十分激烈。为争夺要点，我们的部队反复冲锋七八次，才将敌打退。中午，敌一○五联队从辽县、蟠龙方向来增援，向我主阵地实施反突击，炮火十分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