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抗日锄奸团：爱国学生在平津多次行动

国难催发抗日雄心

1937年暑假，刘永康从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此时，恰逢七七事变爆发，那年的7月26日，刘永康和同学们来到天津金刚桥附近的市政府，慰劳英勇抗战的二十九路军。

三日后，二十九路军死伤惨重，被迫撤离。平津沦陷了。

城破之余，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刘永康逃往河北老家。此时天津陆上交通已被日军切断，大红桥水上码头成了唯一的希望所在。刘永康随着人流来到这里。

刘永康回到故乡后，看到了故乡的破败和日寇杀人放火屠村屠城的暴行。一番痛苦煎熬过后，他又回到了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天津租界区，投考了广东中学，希望能够有机会报效国家。

入学不久，一位转学到的同学带来了“抗日杀奸团”(下称“抗团”)的消息。刘永康眼前一亮，在他心中，“抗日”两字就足以说明一切，至于谁领导，谁组织，什么背景，都无所谓了。

火烧日军仓库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了一系列掠夺沦陷区资源的行动。天津成为这些被掠夺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在天津火车南站，日军为了将堆积如山的掠夺所得尽快转运，修建了一座巨大，防备严密的仓库，堆积着高耸入云的棉花、小麦、煤炭、钢铁、木材、军火……

1938年的七七纪念日，抗团主力决定对天津南站仓库进行毁灭性打击。为了了解敌情，抗团成员杨大森用稚嫩肩膀扛了半年百斤麻包，化妆成叫花子摸索敌人换岗规律的小战士孙海临，率领小学组全体成员主动请缨。

上午9点，战斗开始。杨大森利用装卸棉花包的机会，寻机用小刀给棉花包开膛破肚，将早已准备好的“饭盒”塞入了棉絮之中。机警的杨大森后来又将另一个做过手术的棉花包卸在了仓库的另一端。

半小时后，冲天的大火照亮了天津的正午。已经告假溜走的杨大森在战友们的欢呼中被抛向天空，被侵略的苦闷也稍稍得到了消减。

大火持续了6个小时，25辆消防车也无济于事。日军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人敢在他们入侵一周年的时候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既没有隔离易燃易爆品，也没有消防通道之类的设计，只能坐视这个华北最大的仓库烧成一片白地。翌日清晨，在发黑冒烟的灰烬堆里，负责把守仓库的日军大佐羞惭无地，剖腹自杀。

在“七七战斗”胜利的鼓舞下。中学组队长李振英率组员赵恩波、王维彬、张砚田焚烧了试图作为“亲善窗口”的中日中学图书馆。而抗团其他组员相继两次爆破日资天津中原公司，彻底焚毁天津大光明影院，国泰电影院，用定时炸弹摧毁日本军车一部，杀伤日军7人。一时间天津火警弥漫，日伪官员如坐针毡。

刺杀汉奸数十人

“比起爆炸纵火，制裁汉奸才是抗团最擅长的。”刘永康说，抗团的主要任务除了抗日，还有锄奸。1937年至1940年，这群热血青年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战绩斐然。

刘永康记得，1938年秋，不少抗团战士发现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学生组成的抗团自然对敌人的险恶用心愤怒不已，决心严惩为虎作伥的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

抗团战士李振英和他的“任务女友”汪苓，以情侣身份盯梢，最终发现了陶尚铭每天上午9点上班，下午2点乘汽车下班的活动规律。以孙若愚，孙湘德为主攻手，祝友樵，宋长富为接应掩护的制裁组，于11月初进行了刺杀。

“由于是初次下手杀人，射击的孙若愚和掩护的人都急于撤离现场，只开了一枪。而便于携带隐蔽的勃郎宁威力太小，子弹被车窗减缓了力道。陶尚铭只是被打瞎了眼睛。”

一个月后，1938年12月26日晚9时，一场刺杀大戏在天津丰泽园隆重上演。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送走一群酒肉朋友后走近了自己的汽车。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会成为他黄泉路上的送行饭。”刘永康回忆说。“这次的工夫下得很足，李振英、汪苓他们26日已经得知王竹林要在丰泽园大宴宾客。而祝友樵、孙湘德、孙若愚他们在饭店门口连发7枪，用的又是大威力的左轮，王肩臂腹胸多处中弹，还被打中后脑，送医院的路上就毙命了。”

这次刺杀使天津日伪受到极大刺激。天津伪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很快因为“办案不力”丢了乌纱。次年1月11日，天津不少汉奸为王竹林进行风光大葬。当棺材行至今和平路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再次引爆。这一次，又使得一人死亡，三人重伤。天津大小汉奸无不为之震动。

刺杀王竹林后，抗团频频行动。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国电影《为国干城》正在枪炮声中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39年7月12日。北京同和轩饭庄。抗团骨干，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冯修运以主射手的身份击杀有“北京文化汉奸领袖”之称的伪新民报编辑局局长吴菊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