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傅奠华：曾经带动200青年一起参军

如今，他与妻子孙桂芳一起生活在劲松空军干休所内。房内家具不多，有客人到时，他会特意拿出影集和勋章。傅奠华看不清这些，是准备给客人看的。

孙桂芳眼神很好，能看清家庭合影集中两寸的小照片里都有谁。这本合影集更像是一本书，记载着傅奠华全家多年的记忆。既有他自己写的诗，也有儿女写作的叙述与父母亲情的诗。这或许与他幼年在家乡，从私塾、小学、高小一路读到了14岁毕业，受到的文化熏陶有关。

傅奠华生于山东省东阿县，当时是敌占区，“河那边就是敌人部队”，他说，日军曾在乡亲们眼皮子底下抓人。当时，家人只能秘密讲述日军扫荡、侵略的各种行为。傅奠华说，大家都知道民族受到了欺侮，暗地里会以“黄狗”影射穿着黄色军装的日本士兵。

当时学校内的老师和同学，随着不同的革命团体，分成了好几派，但参加共产党的人始终在多数，“一个班里40来人，有一半是共产党，”“党组织经常派人给我们培训”。傅奠华回忆，除了游击队训练班外，还有如何抗日救亡的宣教。耳濡目染之下，1944年，傅奠华刚满15岁就入了党，主要负责抗日救国会的工作。

当时，他一方面协调作战前线与后方保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发挥自己文化水平较高的优势，宣传对日作战的策略和救国思想，并动员老乡们提供各种物资以支援对日斗争，直至抗战胜利。这也是他总结一生时的亮点之一：跟对了组织，没有走错路。

投笔从戎，带着媳妇去参军

傅奠华认为，自己人生中的第二个亮点，出现在离开家乡的时候。那是1946年，8年抗战最终胜利，解放战争却又打响，党内发出了参军入伍的号召。

当时傅奠华17岁，与定下娃娃亲的孙桂芳刚成亲3个月。他觉得，“如果我不去的话，别人怎么可能参军呢？”

于是就在自己负责的20多个村子里号召，“喊谁要跟我一起走？”如今回忆起少年时期，傅奠华笑着说，“当时知道个啥，只有一腔热血”。因为他平时人缘好，大家都相信他，最终有200名青年跟着他一起走进了部队。

跟他一起走的，还有孙桂芳，也是当时新兵团里唯一的女战士。“她也想到外面看看。”傅奠华想起当年的场景，有些顽皮的意味，“当时家里让我结婚，就是为了留住我”，可没想到，最后不仅他跑了，还带走了媳妇。

孙桂芳想起来也是止不住乐，“他给我俩都报了名，回家不敢跟他妈说，还得我开口。”她记得，婆婆说什么都不同意，走的时候傅奠华父亲从农地里跑出来，手里还拿着镰刀。最终，家人还是拗不过小两口，同意放行。没想到，从此却开始了二人两地分居的日子。

孙桂芳记得，当时傅奠华在前方，自己在后方，只能跟着丈夫的脚步转移，却几个月也见不到一面，也很难有书信往来，“哪儿见得到面。”

傅奠华却是意气风发，他率领的200个人被编入了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二十一旅六十二团二连，自己任指导员，“当时还配了一位第二指导员”，是来教如何打仗的。学会作战之后，傅奠华就改任该团一连指导员，参加了聊城、豫北、鲁西南等战役。1947年负伤，退至后方。

“在左边肩胛骨”，一块伤疤至今仍留在傅奠华身上。因为伤及左臂，他无法再拿枪。半年伤愈后，他调任部队机关参与土改等工作，孙桂芳也赶回来与他团圆。

直至1949年，国家筹建空军时，从全军抽调22岁、正连级参谋的党员干部，“正好我都符合条件”，傅奠华就这样，以20岁的年龄进入了北京空军部队。

对1950年阅兵印象最深，大雨淋湿新军装

进入空军后，傅奠华先到长春航校学习，之后又到南苑机场做参谋，1952年时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前线指挥部做参谋。

1981年，他在北京空军司令部作战处任职时参加组织计划了华北军事大演习，“一个空军部队要面对四个陆军兵团”，傅奠华说，这意味着一个陆军兵团可以休息时，他还得忙着配合另一个兵团。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两三个月，期间他突发心脏病晕倒在演练现场，休息了几天之后就又回到了岗位上。

1983年，他调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副军级），多次参与了国庆阅兵和以保卫首都为中心的国土防空作战，被评为组织计划作用发挥明显，直至1989年以副军级离休。

“参谋就是个牵线搭桥的工作。”傅奠华说，自己这一生平平淡淡，勤奋工作，没有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经历过多次阅兵的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50年那场，“当时我们穿着刚发的军装，喊着‘一二三四’走队列”，他记得那天还下了大雨，新发的军装遇到雨水都掉色发黄了，战士们的皮鞋也湿透了，却依然激动。

从那时起直到退休，傅奠华在北京空军扎根40多年，也见证了中国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过程。“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他说，如今“翅膀”硬了，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