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智双修”也是李叔同律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他说:“有悲无智,是曰凡夫。
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而智慧的基础便是戒和定。因此,他首先要求持戒、禅定,才能“断诸分别,舍诸执着”,才能净化自我。他这里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在自觉、自度的基础上,才能觉人、度他,这就是所谓的菩萨行,是为他那改造国民性,提高众生文化素质的宗旨服务的。
入世精神。我们知道,李叔同的出家为僧,献身佛教事业,既有其消极遁世、去世避愁的一面,也有“意在导俗”,用佛教的自尊自强、物我两忘、悲天悯人、勇猛精进的精神,来挽救国民“已死之心”,改造国民性的一面。他一再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开示众生,自利利他,现世即为乐土,以及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学佛,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他说:“至发心以后,处众独处皆无不可”,因为“虽形影相吊,非绝物也;其毕事无闻,非尚隐也”。他称赞胡寄尘编的《四上人诗钞》“导俗砭世,意至善也”,都表现了佛法就在世间的入世精神。
李叔同身为僧众,心系人世。1927年,北伐成功,传说要毁寺逐僧。李叔同出于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愿望,毅然出关,鼎力护持三宝。亲自撰写《致浙江省当局蔡元培先生等》一文,力主保护传统寺庙,并积极推荐“富于新思想,久负改革之宏愿“的太虚、弘伞为委员,“专任整顿僧众之事”,建议对僧制进行改革。同时指出,“对于服务社会之一派”,要“尽力提倡”;对于不利于社会的一面宜做妥善处理。其后以太虚为首的佛教界,提出“农禅并重”等改革方针,不能不说是李叔同的倡导之功。1937年,当民族危机加深,国难日益严重时,他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的口号,称自己住处为“殉教堂”,表明了“以护法故,不怕炮弹”的爱国心曲,不愧为一代高僧。
身体力行。作为一代律宗大师,不仅在于他对佛经的高深造诣,而且也在于他对戒律的信守。马一浮《挽弘一律师》:“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说明李叔同是身体力行、学行兼顾、言行一致的。他十分珍惜时间,整天忙于阅读、讲律、着书、礼诵;生活极为朴素,穿不讲究,吃不挑拣,经常过着行云流水般的行脚僧生活。真正视钱财为身外之物,由布施而来的钱,除用于出版经书外,绝不动用。丁福保曾寄钱给他,他坚持“佛制不可含蓄”,原数寄回。凡是寺院中公物,即使是一副碗筷,一个桃子,也决不私自占有。
李叔同还有一个爱好,即喜欢集录格言,既用来自勉,又以此鼓励和鞭策别人。如“人好刚,我以柔胜之;人用术,我以诚感之”。又“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又“谦,美德也,过谦者怀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藏奸”。又“声名,谤之媒也;欢乐,悲之渐也”。又“谦退,第一保身法;安详,第一处世法;函容,第一待人法;洒脱,第一养性法”。又“毋以小嫌疏至戚,毋以新怨忘旧恩”。又“以情恕人,以理律己”。又“以冰霜之操自励,则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则德日广”。这些格言,特别富有哲理,对为人处世和行为规范无疑是大有帮助的。这也是李叔同宏扬佛学的一个特点。
诗僧。李叔同在研读佛经的同时,触景生情,写下了许多充满真情实感的诗。我们在此选摘几首,供大家参考。
其一《落花》:
“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芳菲菲以争妍;
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
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仰念迟暮,
荣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其二《月》:
“仰望空明明,朗月悬大清;
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芳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若仰望!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芳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若仰望!”
其三《晚钟》: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
绵绵灵响彻心弦,渺渺幽思凝冥查。
众生病苦谁持扶,尘纲颠倒泥涂污;
惟神悯恤敷大德,拯吾罪恶成正觉。
誓心稽首永皈依,暝暝人定陈虔祈;
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
庄严七宝迷氤氲,瑶花翠羽垂缤纷;
浴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成神恩!
仰无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
钟声沈暮天,神恩永存在。
深之恩,大无外。”
这是一个诗化的世界,天、地、人、神万物聚合在一起的世界,“大地”、“晚烟”在暮天的钟声里,“众生”沐浴着神的恩泽,呈现出一个灵魂的寄所———彼岸世界,成为李叔同晚年生活的最终精神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