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 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赵翼的这种评价虽有过激之 处，却指出了朱元璋滥杀的事实。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兴起了几个大案，杀了许多人。
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时，牵连的公侯有十四位，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一人。杀大将军蓝田时，牵连的有十四个公侯、两个都督、户部尚书侍郎各一人。这些人都是和朱元璋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两案迸发，诛连一万五千多人，差不多就将军中勇武刚强之士杀了一个干净。
接着，魏国公徐达(开国第一功臣，生背蛆，太祖送鹅慰病，医嘱此病吃鹅必死，魏国公无奈含泪吃鹅，后死)、韩国公李善长(曾今的宰相首辅死时七十有七，被朱元璋托以星变之故杀掉，诛连妻儿侄女七十余口)、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等开国大臣，均诛连。连帮他打下江山英勇无比的义子侄儿朱文正也被毒死。再杀德庆侯廖永忠等公侯等六人，凡开国功臣基本上都完蛋了。
漏网之鱼尚也有，太祖元璋老乡汤和递交兵权，解甲归田，免死。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崇山侯李新建等见苗头不对，保命要紧，退还了封赐给他们的田庄，免死。
如果再联想到明太祖执政时严峻刑法，动之剥皮、腰斩、挖眼、廷杖、凌迟等闻所未闻之、让人不寒而栗的酷刑之下死的官员和连累的人员，以及动用特务监察机关锦衣卫逮捕的人员、文字狱诛杀的人员等等，可谓磬竹难书、斑斑血泪。
不能否认朱元璋所杀的贪官污吏数量也不少，但中国历史河流当中，杀人游戏玩得淋漓尽致、毛骨悚然的朝代，非明朝莫属，这一切皆拜明太祖朱元璋所赐。在采用“以猛治国”的宗旨下，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僧侣凡人，只要在他圈定的范围之内，几乎难以幸免，前前后后，杀了十几万人。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了。
《朱元璋传》里说道这样一则故事：“太子仁慈，提倡以孔孟之道治国，对朱元璋杀诸多功臣，也非常反感。于是质问朱元璋，明太祖让人从门外折来一根荆棘，让太子手握，太子不敢。元璋说：现在有刺，你当然不敢握，等我把刺全部扒光了，你就敢握了。太子也倔强的很，回顶明太祖，有什么样的臣子就有什么样的帝王，气得朱元璋扔凳子。”言外之意，不难揣摩。
朱元璋怕他死后，那些和他一起造反的大将公侯很难驾驭，野性难以驯服，再加上外面虎视眈眈的另外几个儿子，譬如秦王、晋王、燕王等，所以要把这批人杀掉，拔掉这些所谓的刺，让太子顺顺当当的做一个太平皇帝。
可惜，朱元璋的长子在他没有驾崩之前就死了，于是扶持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后来的建文帝，迫不得已又杀了一批人，拨了一批刺。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度，值得怀疑，不过朱元璋为儿子这样考虑，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不管如何，朱元璋杀功臣、杀贪官、杀僧侣、杀地主、杀文人，等等一切，无非是为了他新建的王国统治更加牢固而已。功臣都是和他一起造反起义的军人，手握兵权，尾大不掉之势，不杀不放心。况且，夺取天下之后，这批功臣要了大批的土地，和整个农民阶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农民无地可种，则国家没有赋税可言，所以，两权相害则其轻，天下已定，功臣无用，杀了算。
元朝的腐败就是因为下面的官吏贪墨横行，不杀不足以稳固国家下层建筑的稳定。
杀僧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和尚，元末的起义大多都是托付各种宗教名义，譬如白莲教、弥陀教、弥勒教、明教等，这些教会的存在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不杀不稳定。
杀地主，和杀功臣本质一样，地主拥有大片土地，农民无地可种，赋税锐减，于国家财政税收不利。
杀文人，是因为文人还不能接受新的政权，怀念过去的朝代，为了降伏，只好采用了文字狱，杀一儆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开国皇帝明太祖杀这么多人，无非就是为了他政权的稳固考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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