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巡之路(4)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更伟大。”
这是毛主席说的。
当我仔细研究了峄山刻石和泰山刻石之后，我发现，这似乎也是秦始皇需要表达的意思。
这就怪了，难道伟人的思维模式都如出一辙?
事实上，思维模式不可能做到如出一辙，这里面有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变迁，个性的差别，学养的迥异。然而，在后人的眼里，之所以有如此之印象者，皆是由于伟人们基于如下的共同特征：
高瞻远瞩。
这个成语把我们带到了山巅之上，自然站得高看得远。
当然，这只是形而下的解释，就是说，是表面现象。
中国人喜欢含蓄，言有言外之意，话有话外之音，文字也一样，只有具备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本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充分地把握中国的文字。
对事关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其在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时所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应当是这个成语所折射出来的深层含义。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同时代的人，可以有近乎相似的思维模式。他们思维的相似之处在于：超越局部，把握整体，并能敏锐地捕抓到事物发展的必然大势。
这是一种卓越的心灵，非普通教育所能企及。
《周易》用一个字来表述这种卓越，叫“神”。
知机其神乎。
在将动未动之时、将变未变之际，能够从事物细微的变化预知未来的发展趋势，简直神了。
纵观历史，凡可称为雄杰之士者，毫无例外，皆有这样一种先见之明，用围棋的术语说就是，棋高一着。
毛泽东是这样。
秦皇汉武也是这样。
应该说，此时，秦始皇的头脑是清醒的，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或者躺在历史的功劳薄上睡大觉。这一点，从峄山刻石上可以看得出来。
始皇刻石一共有七处，《史记》记载了除峄山刻石之外的六通碑文，《史记》漏载峄山刻石的具体原因不明。而峄山刻石之所以能留传下来，这得归功于一个人，也算是无心办了一件大大的好事。
此人就是李斯。
据载，李斯是个书法家，精通小篆书法——小篆是帝国推行“书同文”政策时法定的规范文字。不仅在后世，即在帝国当年，似乎也是得到公认的。因此，才由李斯执笔书写碑文。
由于李斯出手地道，笔底小篆足以惊诧四座。于是，后世慕名前往峄山摹拓的文人墨客，车水马龙，成为当地一道罕见的风景线。峄山刻石遂因了拓本的流传而遗存于世。
说起这些刻石，亦是满纸的白云苍狗，仿佛历史就化身于它们身上。
北魏时期，当地官员不堪达官显贵潮水般地挤破门槛，由此给地方财政带来的严重负担——公款接待，不得已，想到了长治久安的一招：
聚薪碑下，将其焚毁，不可摹拓。
峄山刻石就这样毁了。
到了唐代，时人感惜秦碑被毁，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板上(枣树质地坚硬，可用以翻刻碑石上的文字)。这就是“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的出处。
现今藏于西安碑林的峄山刻石，显是假文物，但假得也相当古：北宋时人将南唐徐铉摹本上石，世称长安本，算是最权威的。
和峄山刻石一样，其他六通碑刻亦是历经这样的风雨无定时，原石基本上如秦砖汉瓦一样成为稀罕物了，东观刻石甚至连拓本都没留下。
这真应验了这样一句话：把名字刻入石头，并不见得就是不朽。
所谓不朽，当是一种心灵吧。
东巡之路(5)
收回我们可怜的思古之幽情，再把目光投向当年。
当年这些刻石是真实存在的。
秦始皇按照他的即定方针来苦心经营他的帝国，也是真实可感的。
细读峄山刻石和泰山刻石，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就如一篇文章的二个部分，前者叙述了统一天下的伟大意义，后者则再现了当年百废待兴的艰苦历程。
而这二者恰构成了秦帝国的伟大的建国方略。
它无疑向世人宣示，自春秋战国以还，一大批起自草根却又胸怀大志的志士仁人，为扭转朝纲隳坏、秩序崩溃之颓局，重建光明、有序之未来新世界，不惜灯枯油尽，汲汲于寻求未来之出路。
这就如五四时期的精英学子，同样也在艰苦地找寻“哲学的突破”一样。
在理论上，他们总是先行。在实践上，他们总是开拓。
这种先行与开拓，在公元前221年，终于有了尘埃落定的结果。
应该说，秦始皇的建国方略不是一时的心潮澎湃，种种迹象表明，他是继承了先烈的遗志，以最坚决、最彻底、最果敢、最无畏的精神，将之付诸实践的。
事实证明，是历史选择了法家，而不仅仅是秦始皇钟情于法家。
这就叫历史大势。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如二战时期的德国，是当年的德国人用手中的选票选择了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独自一人在台上发疯一样。
以法家为基本立国精神的秦国，实现了战国时人，乃至有史以来，朴素民生皆魂牵梦萦的朴素理想：
国泰民安。
峄山刻石就具体表述了这种强烈的愿望：
“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
这是一幅怎样的人间惨象。
因此，由不得秦始皇不自豪：“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
如果一定要说刻石是秦始皇使劲地往自家脸上贴金的话，这金也是贴得有理。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写再多的文字显然都不足以取代这样的历史总结：宁愿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
于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将这一愿望，变成了板上钉钉的现实：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治道：治理国家的理念;诸产：指农业生产，自商鞅以来，秦国奉行重农抑商之经济政策;法式：法度，制度。整句话的大意是：帝国施政理念得到推行，农业生产各得其宜，不管是政治建设还是经济建设，都有各自的法度。)
只要不是存心邪恶，只要不想自家的窗户被无法无天的石头随时敲破，相信大多数是愿意见到并且享受这样的社会新秩序的。
当然，要实现这一新秩序，殊非易事，毛泽东连用了三个“更”：更长，更艰巨，更伟大。
秦始皇首当其冲就跑不了，他确是够艰巨的了。
身为尊贵的皇帝，知道秦始皇是如何安排日程的吗?
天明即起，一直忙到深夜(夙兴夜寐)，不敢有私毫的懈殆(不懈于治)。乃至于他自个给自个加压：每天不处理完定量的公文，就不睡觉。
由此我有一个推测，秦始皇极有可能是累死的，正如后世事必躬亲的诸侯孔明一样。
除了上文提到的政治新秩序之外，帝国还给我们呈现了如是的社会新秩序：
“贵贱分明，男女礼顺”。
机动车道，人行道，各行其道，这才是人世的有礼。
至于这样的有礼是否合理，后世也有议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段公案发生于南宋时。
有学人问朱熹：
“自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这是何故?”
朱熹回答：“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