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证词:我眼中的秦朝(5)

时间:2016-09-11 01:49:21 

决策点(1)

前文已述,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他的抱负一马平川:将残酷的现实变成理想中的世界。

秦始皇的理想世界是:极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他的帝国,全面铺开业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郡县制度。

这样会带来两个“彻底”:

彻底将权力收归中央,实现中央集权;

彻底消除封建辖据,弭平战乱。

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他的这个理想,在帝国统一的初年,即获得全面的实施。

但左丞相王绾鉴于形势,提出了不同意见。

关于王绾这个人,我们所知甚少,史料也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王绾是个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卓越的远见的人。

为什么敢下这样的断语呢?

根据记载,秦始皇用人有一个严格的标准,那就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

作为开国丞相,如果王绾没有过人之处,却身居高位,这是不可想象的。虽然限于史料,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王绾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的具体贡献,但在帝国统一之后,他的卓越表现却有着明确的记载。

近世出土了大量的秦权(秦朝的秤砣)和诏版(秦帝国为落实统一度量衡的政策而颁发的文告,秦始皇命丞相将其铸于‘铜诏版’之上),人们发现,刻在其上面的铭文,有这样一段重要之极的话: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号立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大意是说,公元前221年,天下归于一统,百姓终于可以过上安定稳定的幸福生活了,于是帝国统治者称为皇帝。皇帝命丞相隗状、王绾负责统一帝国内部的度量衡工作。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统一度量衡,右丞相隗状、左丞相王绾才是主要的推行者。

虽然《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把他说成是这一工作的重要功臣——事实是,这句话是李斯死前的自白,多少带有自我标榜的性质。

但通过上述出土文献,学者们多主张,李斯最多不过是重要参与者而矣。包括统一货币、统一文字,应当都是在丞相的领导下进行的。

由此可证,王绾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人物。

王绾基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理性研判,忧心忡忡地建议,应部分恢复“分封制”,作为郡县制的补充。

他认为,如果不委派重量级人物,比如王子们,前去镇守远离统治中心的故燕国、齐国和楚国等地,怕是难以镇服那里的不稳定因素和臣服那里的人心。

这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在秦始皇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炸响。跟历次出台重大政策时所必经的程序一样,秦始皇将这一问题交给了御前会议。

群臣皆以为便。

就是说,朝臣大部分同意王绾的观点。

唯独有一个人不同意,不幸的是,秦始皇支持了这个少数派。

他就是李斯,战国时期著名的大儒——荀子的门生,和韩非子是师兄弟,属法家学派,楚国人。公元前247年来到秦国,李斯为秦始皇所看中是因为著名的《谏逐客书》。

此人后来给帝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且后文再说。

此时,他的官职是廷尉。

李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周朝分封数量众多的同姓子弟当封国国君,最初还讲点情面,互相亲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血脉的疏远,这些原本肩负着“兄弟维城”之光荣使命的封国之间,竟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干戈相向,烽烟四起,你争我斗、你死我活有如寇仇。

周朝从此陷入不可收拾之四分五裂。

“帝国要重蹈这个覆辙吗?”

面对李斯咄咄逼人的反问,我估计,此时的朝堂之上,惊人的寂静会压倒一切,因为他说出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李斯接着说,避免重蹈这个覆辙的唯一办法是,推行郡县制,实现垂直管理。

如何垂直管理法呢?

将税赋收归中央,将人事任免权收归中央,再由中央发工资给各级官员,完全掌握他们的人事任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达到长治久安之目的。

秦始皇支持了李斯的意见。

于是,郡、县、乡、亭,这个新式的行政层级,自此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

帝国最初划分为三十六个郡,之后随着疆域的拓展和郡治的调整,最多时达到四十六个郡。

应该承认,李斯的上述一番话,很是契合秦始皇的历史观察:他不能眼看着他生前的历史在他身后重演,他更不能亲手遗下这样一个机会:某一位杰出的未来人,沿着他和他的祖父辈所做过的事,再做一遍。

这是雄心壮志的秦始皇所不允许的,也是他的智慧所不能接受的。

往后的历史会证明,这场革新的意义是积极的,其精神实质是伟大的。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幽灵一般的分封制,还会重临人世,间歇性的作威作福一番。但它们无论如何发作,都无法撼动这场革新所打下的牢不可破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提到过。

相反,那些附体的幽灵,比如汉初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它的重回人间,除了带来鬼哭狼嚎之外,什么也没得到。

这场革新就是法家所极力倡导的、秦始皇所一意憧憬的中央集权制。

秦始皇甚至连试点都不做,就在帝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他的郡县制。

因为试点工作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人替他做过了。

这个人就是商鞅。

公元前350年(周显王十九年),商鞅即将秦国划分为三十一个县(据《史记·商君列传》和《资治通鉴》,《史记·秦本纪》说是四十一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一工作推向全帝国。

问题是,尽管这场革新有着十足积极的意义和伟大的精神实质,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随着不可知因素的出现,其基础性不健全的致命缺陷,到底暴露了出来,并且最终演化成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

这理当是秦始皇所无法预料到的。

狮子终究奈何不了蚊子,这真是可悲可叹的事。

下面我们就来试析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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