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火上游(5)
面对这三十万“蒙家军”，不管是一次性完成换防，还是分批、逐步的换防，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得有新的兵源。
而兵源从哪里来?
很简单，征调适龄国民。
秦代的通行法则是，富人居闾里的右边，称闾右;普通人或者贫穷人家居闾里的左边，称闾左。
闾，原意是指里巷的大门，后指聚居处。
所以有闾右、闾左的区分，并不是秦代贫富分化严重、阶层对立激烈的表现，而是政府出于征调徭戍的需要。
就是说，秦代的兵役、徭役，通常先征调富人，然后再轮到穷人。
如此看来，秦世的某些制度性建设，着实很人性。
本年度，赵高征调的即是普通百姓。
此之谓闾左之戍。
关于闾左之戍，向来众说纷纭，人各一词，我坚持我的说法。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保家卫国，人人有责。
这本来无可厚非。
关键的问题是，眼下是赵高自认为的非常时期，为了稳住局面，他扯大旗作虎皮，采取了几项非常措施。而这几项措施，不仅足可厚非，简直就是胡作非为，由此才导致了灾难性事变的发生，最终将好端端的秦帝国拖向不测的深渊。
于此，我们终于有机会见识一下，这个可恶的太监是如何上下其手来玩弄“更为法律”的。
前面说过，秦世的兵役制度是，每次以完成一个月的方式，在法定的服兵役年限之内(17-60岁)，累计达到一年的期限即可。
在长达43年的时间跨度里面，只完成一年时间的兵役，能说负担很重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如果赵高肯老老实实地按“即定方针”办，那就好了。
不幸的是，这只是我们出于对秦帝国的怜惜而产生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赵高很不老实，因为他有他的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之内，完成替换“蒙家军”的工作。
于是，堪称“超级昏招”的政策就此出笼。
赵高在不宣传、不解释、不听证、不试点的“四不”黑幕下，就是说，在黔首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原本有章可寻、规范运作的徭戍制度，恶意地变更为：
徭戍无已。
想当初，政府为了保护农业，规定：“田时也，不欲兴黔首”(里耶秦简)，公共设置若有损毁，也当等到秋天农闲时节才可以征发劳力(《徭律》：至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
现在倒好，赵高漠视成典，无视农业生产规律，凭一己私意，随意征派，这不胡闹么，引起众怨那是肯定的。
此其一。
最为致命的一点是，同样为了争取时间，赵高竟然再次无视客观条件，严令戍边士卒应在规定时间内赶到指定地点，否则一律处死。
这就是著名的“失期法当斩”。
这就不只是怨气的问题，而是要命的问题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辩证的看待问题。
所谓辩证法，依愚之见，当是双方之间的一种互动。
你要别人的命，别人岂肯束手待毙，当然也会出手要你的命，哪怕是挣扎二个回合再死也心甘。
对于秦帝国来说，这着实是一个无限悲伤的时刻。
因为这意味着，河山破碎的爆破工序基本宣告完毕。
那个早已潜伏在帝国地基里头的可怕的炸药包，终于鬼使神差般地接上了它邪恶的引信。
灿烂的火光冲天，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片狼藉，即将在我们眼前壮观的呈现。
自此，我亦终于理解了唐人鲍容所写的那句诗的含义。
起火上游(6)
尽管上述结论只是一种推测，但我有坚信，这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理性推理。
因为没有迹象表明，一向精明能干的秦始皇，会突然昏头到颁发如此不近情理的法令。
《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规定：
“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
意思是，迟到三至五天的，批评教育;六至十天的，罚款一盾;超过十天，罚款一甲。
此外，注意到以下事实同样重要：“水雨，除兴”。
就是说，如果遇到人力不可抵抗的客观因素，比如洪水或雨雪之类的灾害性天气，民众乃至有权力不必从事劳役，更何况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失期法当斩”?
秦始皇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伟大”一词在这里的含义是，对现实世界的深刻的洞察力。
他发现，一户人家有二人同时戍边，这是不合理的，于是认可“同居毋并行”(《戍律》)。
尽管那是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但他发现，这样做是有利于培植民力的，于是仁慈得允许民人自行申报田亩数(黔首自实田)。
他固然大规模移民边疆，比如征调三万户民众移民郦山脚下为他护陵，五万户移民云阳(陕西淳化)充实边防。但应该看到，这三万户或者五万户的移民，秦始皇给了他们一项极为特殊的特权--免除十年赋税。
秦始皇有如此的民本思想，他何以要自宫式地把民生逼向绝路?
蒙恬统兵在外十多年，大军兵不卸甲，处于野战状态亦达十多年，整个贯穿了秦始皇的主权时期，并没有发现有张三李四因此而铤而走险的事。何以到胡亥主政时期，竟会横空出世恐怖的“失期法当斩”?
种种疑问皆指向这一事实：这是赵高在处理非常事件时所采取的非常手段。
因为这完全符合“更为法律”之精神。
当然，关于秦帝国的覆灭，史学大家钱穆给出了另一个新奇的解释。
他的主要观点是：
战国时期的诸侯国，规模小，方圆百里便算大国。从中央到边疆，最远不过五十里。要到边疆戍守，只要半天路程，再加戍边三天(戍边三天，食宿自理，是诸侯国的通行做法)，前后不过五天时间就可以回家了。
在这封建时代，不算苦事。
问题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疆土已然不以百里计，而是以万里计。这样，从会稽郡(江苏苏州)走到渔阳(河北密云)去戍边，就是极苦的苦事。
对政府来说，依然是三天，似乎不算苦事。可是对于戍卒来说，就得置办半年以上的干粮，还得置办服装行头之类。
钱穆认为，这才是民众离心离德的根子所在。
初初看来，这个观点似乎也能够成理，最初我也很服膺这个观点。然而细加疏理之后，我发现，它也经不起推敲。
西汉时期的贾谊，给汉文帝上过一篇奏折，从中透露出一个相当重要的资讯。
他说：“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尽其家资以充作费用)，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就是说，因为路途远，费用高，百姓多不愿给幅员辽阔的朝廷服投，而宁愿给役处地偏小的诸侯王)，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
贾谊所说的汉初徭役政策，和钱穆所主张的秦世徭役政策，几乎一模一样，这就足以说明，不管是汉初，还是秦世，徭役政策尽管存在不合理性(贾宜也承认这一点)，但可以肯定，它没有沉重到人民不堪忍受的程度。
换言之，它决不是压跨秦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是这样，以“文景之治”雄称于世的汉文帝，有秦世的失聪在先，何以要延续这样的亡国政策?
事实上，导致民心生怨的不是徭役政策，而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另一项催命鬼手，那就是不妙的“戍徭无已”。
因为它破坏成章，变成无章可寻的随意征调。
这分明不是在折腾，而是直接找死了。
行文至此，是该总结一下帝国总体形势的时候了。
前文已揭，帝国当前的情形就如一个炸药包，包里的致命暗物质主要包括二个部分：
一是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先天仇恨;
二是帝国错误的政策导致的后天对立;
这就是帝国梦魇般的被杀伤力。
当然，要将这个杀伤力转化为惊天能量，缺少引信的不行。巧的是，赵高很自觉地替它完成了这一戏剧性的工作。
毫无疑问，这个引信就是“失期法当斩”。
再加上赵高在朝堂之上大开杀戒，使得“群臣人人自危”，最为不堪的是，帝国的统治核心竟然也出现了：
“欲叛者众”。
就是说，不只是下游崩溃，上游也崩溃。
上下齐崩溃，又有人在边上起劲地敲边鼓，一意促成这种崩溃，这就是神仙也无从下手的内外交困了。
不管愿不愿承认，这都是一个事实：
帝国无可挽回地跌向她的临界点。
现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拎条马扎，温壶酒，静静地坐在边上候着，不是且听那风吟，而是且听那惊天一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