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由重庆逃往成都。一行人住进了成都北较场的中央军校,蒋介石下榻在黄埔楼。
蒋介石来后,立即召见了胡宗南、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熊克武、向传义等人,并单独和握有重兵的胡宗南研究保卫成都的问题。胡宗南认为,成都非久守之地,自古以来兵家都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泸州,如果打到成都附近,那就再也守不住了。他建议放弃成都,撤退到西康、云南一带为好。蒋介石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第二天,蒋介石主持召开军政会议。
熊克武主张在川、滇边境作战,因为以山地做依靠,易守难攻,好打防御战。向传义主张保存兵力是上策,宁可不战,退守川康边境或更远的地方,等待时机反攻。王陵基则主张在川西平原决战,因为平原可以展开兵力。蒋介石征求刘文辉的意见,刘说:“各位同仁的意见都很好,各有千秋,但我以为军不可一日无帅,需委员长总揽全局,我们都是委员长策略的具体执行者。”
蒋介石在成都最担心的就是不断听到刘文辉、邓锡侯和云南卢汉正在准备起义的消息。12月2日,蒋介石专程拜访了刘文辉,对他好言抚慰,“勉以共矢忠贞,维持艰难之局”。蒋走后,张群又来,向刘提出四个问题:(1)蒋介石应否复总统职?(2)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撤换后,由谁继任?(3)川西大战应如何布置?(4)刘文辉、邓锡侯两部与胡宗南如何配合?刘答:“蒋先生复职也好,王陵基去留也好,都不是大问题。依我看,当前最紧要的是军事问题,仗打不赢,一切皆空。当然,胡宗南是王牌军,腰杆硬,川西要倚重他了。”又说:“我们这些杂牌军,大抵当当烧火棍,蒋先生是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们除内乱。事至如今,我实在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张群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提出两条办法:(一)要刘文辉、邓锡侯与胡宗南合署办公,一起指挥作战,从军事上对二人加以控制;(二)要刘、邓的家属随同熊克武等人先去台湾,断其后路,并派财政部长关吉玉送去旅费。刘、邓二人只好口头答应,实际采取拖的办法。
5日下午,张群又把刘文辉叫到励志社,加以催逼。刘出来后就到邓锡侯家中商议对策,决定当晚虚张声势,在刘家宴请张群、顾祝同、胡宗南、肖毅肃、王陵基等人。刘文辉在宴会上表态说:“我是大军阀,又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又是大资本家,样样占齐了,共产党搞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哪里还会要我,我只有和共产党拼一条路。”
6日,蒋介石已经任命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他的参谋长盛文为成都卫戍总司令,替换了原来的城防部队,形势十分紧张,外间已有传言,蒋介石要扣留刘、邓二人。二人商议后决定先逃出成都,在北门外城隍庙集合,再去彭县准备起义。
7日,蒋介石在军校召开会议,刘、邓二人不敢前去,下午1时,二人分头出发。刘文辉乘汽车来到北门,见有宪兵把守,他远远就下了车,让司机开空车出城,声称去凤凰山机场接客人,他从左侧的一个城墙缺口翻出城去。邓锡侯已先到城隍庙,二人如脱笼之鸟,立即登车前往彭县。
8日,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火冒三丈,立刻派王缵绪去追赶,见面后,代蒋介石传话说:“过去的一切都是误会,无论如何要请二位回成都一趟,一切都好商量。如不相信,可以让蒋经国来做人质。”刘、邓二人很干脆地回绝了。
9日,潘文华也从灌县赶来,三人正式宣布起义。这时,成都也已一片混乱,蒋经国记载说:“成都社会风气比重庆更为复杂,街头巷尾构筑无用之木栅,真是自欺欺人……城里秩序渐恶,到处汽车拥挤,冷枪时发,成乐公路之夹江、峨嵋附近,盗匪如毛,四出活动,南路亦复如此。”面对如此险境,蒋介石只好逃之夭夭了。
10日,蒋介石走出了黄埔楼,有人劝他从后门走,蒋介石大怒:“我一生只在军校正门出入,走后门,岂有此理。”不仅如此,蒋介石父子走出军校大门时,还高唱中华民国国歌,摆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用来掩盖心中的恐惧与无奈。
蒋介石临上飞机前,还发出他在大陆的最后一道命令:把刘文辉在成都玉沙街的公馆彻底炸毁。他走后,盛文带领大批城防军,开着坦克冲进刘文辉的公馆,先大肆抢劫一番,把金银珠宝、古玩玉器、鸦片烟土,抢掠一空,装了40卡车,然后将公馆全部炸毁,聊解蒋介石的心头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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