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研究专家何心认为《水浒传》第25回中对阎婆惜内室的描写,是古代长篇小说中较早的关于城市居民室内陈设的描写:
本是一间六椽楼屋,前半间安一副春台凳子,后半间铺着卧房,贴里安一张三面棱花的床,两边都是栏杆,上挂着一顶红罗幔帐,侧首放个衣架,搭着手巾。这边放着个洗手盆,一个刷子,一张金漆的桌子上,放一锡灯台,边厢两个杌子。正面壁上挂一幅仕女,对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
《水浒传》问世于明朝,因此,这室内陈设作为明代的景象也无妨。或者说,这就是明代平常人家的室内陈设。
之所以说平常,是因为这类室内陈设为一般市民百姓家庭所必备,如“春台凳子”,即明代十分流行的“春觉”,它多为粗木本色或刷色罩油,形似长几,崇祯年间梅鼎祚《豆香说鬼》插图中有此凳,其长可供两人或三人并坐,也可在上面置放一两件器物,当炕桌使用。
阎婆惜室内放有衣架,其形制可以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收录的一件“风纹雕花衣架”来说明。此架通高168.5厘米,顶部横宽176厘米,脚部纵长47.5厘米。底座雕成下卷外翻的拱形云头状足(象鼻卷),座上以透雕卷草花纹的站牙抵夹立柱,站牙上下分别以榫槽形式与立柱和足座嵌接。衣架两足之间用细木纵横攒接而成的棂格安装,这种棂格不但使衣架下部连接牢固,而且可以用来摆放鞋、靴等。再向上的立柱间安装横枨和由三块透雕凤纹绦环板组成的中牌子,图案雕刻整齐优美,其与立柱交接处有透雕拐子花牙承托。顶上的搭脑,两端出头,并以立体圆雕翻卷的花叶收住,里外两侧都有拐子纹花牙承托。
此黄花梨木衣架堪称明式衣架的精品,阎婆惜的衣架显然不能与之比论,但阎婆惜室内陈设放有衣架,说明明代衣架已经十分普及。
《水浒传》中还说阎婆惜室内“这边放着个洗手盆”,有无盆架,没有交代。其实,盆架在明代早已是百姓家中必备之物。
四川铜梁县出土的明代张文锦夫妇墓中就有一件四足铜盆架,架上放置一小铜盆,盆架座面仅用一圆环套住四足上端束颈部,腿足曲线收分流畅,因而整个造型显得十分紧凑、生动。《鲁班经匠家镜》中还有带座箱的高面盆架,盆架座箱下施四足,箱顶中部置盆,可在此箱中放炭盆,用以保持面盆内的水温,箱前开一抽屉,屉中可放梳洗用品。
明代的盆架除实用性外,还很注意美观。胡德生《中国古代家具》中介绍了一款明代黄花梨带巾架的盆架:下部盆架基本相同,唯有两条立柱与上部巾架系一木贯通。中间装一块中牌子,最顶端的横梁与巾架做法相同,两端雕刻成灵芝或龙头等装饰。中牌子大多镂雕或浮雕、镶嵌各种图案。有的在中牌子下还安装有一块稍宽的横板,来放置皂盒等梳妆用具。这种盆架多用六腿,而且都用直形。在前部四柱的顶端,雕出圆珠或坐狮等装饰,更增加了器物的艺术性。
可惜的是阎婆惜室内的陈设未写盆架,只是写了桌子、灯台、柜子、交椅等。
明代的灯台一般造型细高,且多木制,常置于地上,阎婆惜室内的灯台则为锡制,置于桌上,是个小灯台。机子与交椅,两物相衬,杌子较矮,交椅较高;杌子不带靠背,交椅带靠背,两者同为坐具,但用途不同,杌子随意,椅子庄重。
阎婆惜室内陈设最为耀眼的是那张“金漆桌子”,与众器物截然不同,表露了阎婆惜陡然而富的气味。最有代表性的是“正面”墙壁上挂着的仕女像,有点乔模乔样。
这不由使人想起《金瓶梅词话》中另外两位女流的室内陈设,一是第59回妓女郑氏姐妹的内室:
但见瑶窗用青纱罩,淡月半浸,绣幕以夜明悬,伴光高灿。正面黑漆缕金床,床上帐悬绣锦,褥隐华裀;旁设提红小几,博山小篆霭深檀;楼壁上又锦囊象窑瓶,插紫笋其中,床前设两张绣甸矮椅,旁边放对鲛绡锦巾兑云母屏,模写淡浓之笔,鸳鸯榻,高阁古今之书。
如果将郑氏姐妹的室内陈设与阎婆惜室内陈设相比,那简直是天上地下。郑氏姐妹的室内陈设透显着浓浓的奢华气,阎婆惜的室内陈设虽有“暴发户”的味道,但较接近平民。如果再将这两处女性的室内陈设与《金瓶梅词话》第37回描写的王屠妹子王六姐儿家的室内陈设相比,就会强烈感受到明代平民女性的室内陈设还是较为简单:
正面纸门儿,厢的炕床,挂着四扇各样颜色绫缎剪贴的张生遇莺莺蜂花香的吊屏儿,镜架盒罐锡器家活堆满,地下插着棒儿香。上面设着一张东坡椅儿。
从这室内陈设可以看出王六姐儿的市井小民身份。兰陵笑笑生特别善于用室内陈设来刻画人物形象,有时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却展示了描写对象蕴涵的社会意义。如对横行乡里的恶霸西门庆书房陈设的描写:
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甸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
书房陈设金碧交错,精致讲究,充溢着高雅、清静的气息,然而以此陈设猜想书房主人,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疑问:西门庆到底有多少文化?这就如同明中后期泛起的“皂快书房”一样。据范濂的《云间据目钞》说:“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范濂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室内陈设往往体现着居住者的文化品位。许多缺乏文化的人常常跟风仿学,导致室内陈设泛滥而起,以至虚伪无度。
正经的室内陈设从明代许多戏曲、小说的刻本插图中就可以了解到:明代宅第的大厅内,大案、大柜才是固定的陈设,其余如椅子可摆成八字形或一对一的对称形,各依上下尊卑次序而坐,正中多为一座屏风。厅内一般不再摆放其他东西,但根据需要可随时放进桌、椅及其他器物。
当时有身份的人家都格外重视屏风的作用,《金瓶梅词话》第45回叙述贲四拿了一座“白皇亲家”典当的“三尺阔,五尺高,可桌放的螺虫田描金大理石屏风”,引得西门庆也煞有介事地“安在大厅正面,左右看视”,以决定是否买下。像西门庆之流的痞子也想通过室内陈设使自己“雅”起来,确是时代风气使然。
选自《龙门阵》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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