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几次下令，除掉了许多功臣。致使朝中有才能的人大为缺乏。于是在对犯罪官员的处罚律令中。便制定了一条戴罪复职的法令。法令规定，对于一些犯罪官员，尤其是贪污官员。可以先把他们的罪行记录下来。给予一定的惩罚后。再恢复原职。戴罪复职处置犯罪官员的法令实行了很多年。
明宣宗朱瞻基继位后，于宣德四年六月十三日(1429年7月14日)，正式下诏禁止贪赃官员运砖赎罪，部分废除了贪赃枉法官员戴罪复职的条律，宣宗认为这条法令没有起到惩治贪污的作用。不过真正让宣宗下定决心颁布这一法令的是吏部尚书王翱。
王翱为人刚直，不给女婿走后门
王翱，河北盐山人。明朝永乐年间，他两次参加考试，都榜上有名，深为明成祖赏识，先后提拔他为庶吉士、大理寺左寺正。宣宗时，经大学士杨士奇推荐，提拔为山东道监察御史。
英宗即位后，他奉命总督两广军务。从景泰四年到成化五年，一直任吏部尚书，历任五朝，到了晚年，成为一位“系朝野重望”的人物。他自奉俭素、正直刚方、严于律己，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吏官。
据说王翱有一女儿嫁给在京郊做官的贾杰。王夫人十分心疼这个女儿，经常到京郊接女儿回家住住。每当这时，女婿总要埋怨：“岳父为什么总是不肯把我调到京师去做官呢?这样见面不是更方便了吗?”
女儿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壬夫人就劝说丈夫把女婿调到身边。她准备了一桌美味佳肴，趁王翱开怀畅饮之际，请求他将女婿调回京师。壬翱一听，顿时大怒，抄起筷予、勺子等物什，向夫人头上扔去。此后，王翱的妻女和女婿冉也不敢提调动的事了。
明察暗访亲睹赃官发淫威
对于贪赃官吏的处置，成祖延续了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凡是贪赃的官员必须受到惩罚。在大兴土木修建京城的情况下，成祖规定大小不等的官吏，只要运5万块以上的砖，就可以官复原职。开始这项政策执行得还算顺利，可不久许多贪赃的官吏就依仗自己的钱财，疏通关系，开始逃避惩罚。
一次，王翱等人路过一个正在内部装修的府邸，就问是谁的住宅。一问才知道，这是兵部参事李治的家。大门外几个干粗活的民夫看到王翱走到近前，就提高了嗓门：“这叫什么律条，贪官污吏犯了罪，一不杀头，二不坐牢充军发配，只到工地搬运砖木，不几天，就可以免了罪，继续当官……”
王翱刚要进一步追问，发现几个白胖胖的朝官，穿着民夫的衣裳，坐在大树阴下，喝茶摇扇，指使着正在推砖运料经过他们眼前的民夫干活，嘴里还骂骂咧咧，其中一个矮胖子嗓门最高，王翱知道他是吏部的一个小官吏。
原来受惩罚的犯罪官吏不但不干活，还用钱雇别人替他们干活。身为监察御史的王翱再也无法容忍，决定奏明皇帝，改革这条律令。
屡次上谏，运砖令终被废除
第二天早朝，王翱上奏：“当今大明律条规定，官吏犯贪赃枉法之罪，不论重轻，罚做民夫劳役，搬运砖木赎罪，达到一定数额，再官复原职。臣以为此律条当改……臣在私访中得知，有些获罪被罚官吏，竟然私自雇用百姓当民夫，替他们服役顶差……为避免弊端隐患滋生，可改为官吏运砖木材料只可减刑，犯了死罪者，运砖后，可以罢为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复职。如有逃避劳役，欺上瞒下，私雇百姓的，更要罪上加罪，严惩不贷!”明宣宗当即准奏，下诏让有关官吏起草诏令。
修改已定律条，不是件容易的事。像王翱这样的官员并不多，所以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
李治就极力反对，并上奏宣宗说王翱是在污蔑他，想借此铲除异己，并说允许戴罪立功是太祖皇帝所制定，不应该轻易就改动。另外一些贪官污吏也随声附和，致使这一诏令迟迟未能颁布，对李治的处罚也拖延了很久。
在此情况下，王翱再次上奏陈述这一律条的弊端：“臣之所奏，句句为实，万岁可着人查实，京城之地，法令尚且如此，可见此令根本达不到整治吏治之目的。既如此，不如改之。”此时又有大臣上奏，不仅运砖之令应该修改，《纳米赎罪条例》也应该修改。
原来宣宗登基之初，为了缓解当时国库粮食紧张的情况，曾下令犯罪官吏只要交出足够的米粮，也可以赎罪还职，此外也可以用钱赎罪。宣宗认为：“纳米赎罪一例乃一时权宜之策，岂可长行。若久行之，使贪污者益肆其志。廉公者无所励劝。其可乎?朕依所奏，劳役只能减刑，不准复职，胆敢私自雇百姓者，罪加一等!纳米条例亦应废除。”
宣德四年六月十三日，宣宗正式颁布诏令，废除官吏运砖顶罪律条，纳米条例也加以修改。
新律例规定，犯死罪者，要予以处斩。其他罪行。如文官官吏贪赃者到京外罚做劳役，按律冶罪，劳役期满，贬为庶民，不得复职。军官犯死罪，可以不处死刑，允许继续纳米赎罪，然后调往别处。如果不是贪赃罪则不分轻重，都必须纳米，但是交上米粮后，仍要继续罚做劳役。
可能当时出于军事战争的需要，宣宗对军官的处罚轻微一些，仍可通过其他方式赎罪。后来这项律条多次改动，到明朝末期崇祯皇帝在位时，才彻底废除了贪赃官吏可以赎罪的做法。
选自《科学奥秘周刊》
2007.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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