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令
针对淳于越封建诸侯的提议，李斯上书赢政作答，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书上赢政，赢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止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八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日：“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泰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赢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戴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精妙，姑录于下：一身之盏衷在于元气，天下之蛊表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强。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一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庆，攻八成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责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侍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历代焚书简史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八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此则书之五厄也。明人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隋开皇之盏板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蛊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立于庆愿，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盏于淳熙，四盘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到了清朝，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锉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清朝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选自《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终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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