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时间:2016-12-16 09:21:13 

1948年至1949年,节节败退的蒋介石一直秘密在做迁移台湾的准备,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转移黄金。

当年,蒋介石的“总账房”吴嵩庆是亲历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其子吴兴镛在父亲逝世多年后发现了其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经过深入研究、探访,吴兴镛首次向世人完整披露了60年前事件的真相。

深夜秘密运金行动

1948年12月2日凌晨,外滩全面戒严。英国记者乔治·瓦因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过后,他向东望,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他向西望,可望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做新闻记者的他凭着专业的直觉,断定所挑体积小而沉重的担子里,必定是贵重的黄金,便立刻从饭店内,把中国银行内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世界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发布以下新闻:“国民党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据中央银行档案,几天以后,宋子文又命上海央行提银元l000万元(共2500箱,每箱4000枚),也是从金圆券准备金里提出的,于12月8日利用淞沪警备部(司令陈大庆)夜间戒严时,以招商局的“海沪”轮运去广州。

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

当年参与金银外汇运台湾的军经人士都是替蒋介石办事的人,蒋曾千叮万嘱要守密,在台湾谁敢随便谈此事?但是,国外与大陆人士就可以尽量发表与发掘史实。

1975年哈佛大学出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868-1907)罗伯·哈特信件集》,由费正清教授等三人主编,由最后一任外籍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作序,他在书中写道:

国民政府对海关的依赖再一次显现。在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要总税务司以小小的缉私舰把80吨的黄金(约260万市两)及120吨银元,从上海国库转移到台湾。

其实,在1948年12月用缉私舰运的两次,是第一批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元。第二批是先父吴嵩庆(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财务署长,掌管全国民党军队经费)经手的,在1949年1月20日前后,约90多万两(大约33吨),是由海军运去厦门海军码头再转鼓浪屿。另外,在2月7日至9日用中航(中国航空公司)及军机运的60万两到台湾是第三批,到5月运的第四批20多万两。

关于第一批运输黄金银元赴台的船只,200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的“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最为可信:

……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后由“关盛”号)随行护航……(由发行局密呈)

这艘运黄金的“海星”号,是上海江海关海务部门里四艘较大型的缉私艇之一,属AN型舰艇,系美国“二战”后退役的防潜艇。

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运送?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还因为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中,国民党政府海军共有90余条军舰起义。因此,避免用军舰运,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海关是“洋机关”,中共渗透比较少,1948年底使用海关船只运送黄金、银元两次,的确让中共地下党“没防到这一招”。但到次年1月底以后,中共地下党在上海江海关已十分活跃,第二批国库黄金就只有“冒险”以海军军舰运送了。

亲历运金的见证人

当年“海星”号船员范元健1991年8月在台湾回忆道:

那天应该是民国37年(1948)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日,大概是下午二点光景,舰长突然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谁知道,等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到深夜一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了,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海星号”竟然偏向左弯,随船人员莫名其妙,因为向左转就是上海外滩岸边,根本不是出海缉私,大伙儿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

“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码头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显然已经实施局部戒严。几分钟后,中国银行旁边的街道内出现了十几个挑夫模样的老百姓,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个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鱼贯而来。木箱子怎么看起来特别沉重的样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东西似乎是从银行仓库搬运出来的,难道是金砖不成?同仁们好奇地彼此窃窃私语,舰长钟福林这时告诫大家:“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反正只管完成任务就是了!”船员们虽不敢问,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国库黄金。

等黄金全部送上船,“海星号”即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显然,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

“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部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中央银行”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范元健作为亲历者的这段回忆是可贵的史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幕。

“海星”号到基隆,当局安排了台湾央行的驻台代表沈祖同,负责点交给台湾银行金库存储保管。据基隆海关(即当时台北海关)秘书课主任王树德(江苏太仓人,后任“总税务司”)于1975年12月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春,在一个深夜零时许,原台北海关(即现在的基隆关)三沙湾电台收到由上海海关总署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电文内容略为:“政府已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及白银××吨交由海关‘海星舰’运台,该舰将于明晨抵基隆港,希即协调有关单位做必要之安排,并即交由‘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我当时即刻向税务司报告。并依照税务司的指示漏夜部署各项因应措施,当一切办理就绪时,载运黄金白银的“海星号”已在破晓时分驶抵基隆外港。由于当时已有万全的安排,所以那些黄金白银都很顺利和安全地移交给“中央银行”在台代表接收,该舰亦于完成任务后驶离基隆。

选自《老年文汇报》

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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