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出生于官宦之家,《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而面对动乱不断的东汉末期,司马懿“常慨然有忧天下心”。然而作为忧心天下的有识之士,司马懿却不像诸葛亮那样隐于卧龙岗,等待明主投身,相反他更倾向于道家的逍遥无为,这主要是来自于其父司马防的影响。司马防虽效力东汉,后期却“养志闾巷,阖门自守”,得以修身养性,乱世求全。
建安六年,曹操听到他的名声后,召他到府中任职。司马懿见汉朝国运已微,本不想投效于曹操,便借口身体有病推辞了。为了免曹操疑心,司马懿还伪装身体不能起居。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自命为丞相后,才以“若复盘桓,便收之”的强制手段,任命司马懿为文学掾(随从秘书),司马懿不得不从。由此可见,早期的司马懿并无争名夺利之心,只是想遁世避灾,逍遥自在。
司马懿在曹操手下任职,小心谨慎,勤勤恳恳,“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谦虚务实、谨言慎行的司马懿,令曹操对他刮目相看。建安二十年,曹操征讨张鲁,司马懿随军,提出了进攻汉中的策略,虽未被采用,却令曹操对他信任日重。到了延康元年(220年),孙权率军西进。朝臣都认为樊城、襄阳缺乏粮,不能抵御吴军,请召守将曹仁回驻宛城。司马懿却主张坚守二城,曹丕未依其言,命曹仁放火烧毁二城。后来孙权果然没有入侵,曹丕悔之不已。作为一流的谋士,计策未被采纳,多少会令人倍感失落和不得志。但司马懿却低调而为,并无恼怒与怨愤之言,而是尽心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可见他的沉稳与谦逊。
乱世纷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遭到多方异议,但司马懿对此却有着清醒的政治认识。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向曹操上表怂恿其自立为帝。曹操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而司马懿却坦然地说:“汉运垂终,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权之称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谦让者,畏天知命也。”曹操因此对他由猜忌逐渐转为信任。更可贵的是,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更为曹丕“篡汉”出了大力,也赢得了曹丕对他的无限信任和器重。而比起其他谋士的不得善终(如荀彧、荀攸叔侄),司马懿的远见和变通使得他在人才济济的曹营游刃有余。
司马懿的隐忍与从容的人格特质在军事策略上十分突出。建安二十四年,刘备积极夺取汉中之地,而孙权也密谋合肥。当时关羽围困曹仁,水淹七军,斩杀庞德,可谓“威震华夏”。曹操为避关羽锋芒,一度准备迁都河北。司马懿和蒋济及时劝阻,并指出了孙刘联盟外亲内疏的弊端。曹操从其计,果然孙权派吕蒙袭取江陵,俘杀了关羽。曹操坐收渔利,不仅去除关羽,解除樊城之围,更破坏了孙刘联盟,改变了战时格局。司马懿的策略,突出表现他遇事冷静,从容自得的人格特质,这是他“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典范。
正始八年,曹爽想消除司马懿的军权,对此司马懿一方面伪装生病,不问政事,另一方面则暗中布置,巧做安排,一举消灭了曹爽势力。在这当中,他充分利用曹爽优柔寡断的特点加以劝慰,以洛水为誓,只要曹爽服罪,就罢免官职,保全其家族。而当曹爽答应誓约后,司马懿却全面围剿,灭其三族。司马懿谨慎泰然、不动声色的行事作风,使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此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
诸葛亮四出祁山时,西线驻守的重将曹真已死,魏明帝曹睿思考再三,认为非司马懿可担当此重任。而司马懿也不负使命,和魏明帝合伙上演双簧记,自贬“臣才能低下,而责任重大”,以明帝的昭示平息众人对于诸葛亮“巾帼妇人之饰”羞辱的怒气。而在劝阻不成的情况下,只好任其自便。结果,追击蜀军的魏军中了埋伏,大将张郃被乱箭射死。司马懿悲伤不已,更是自责于自己的过错,并替部下承担责任。其实,魏军的失利恰恰证明了司马懿的预测准确。
青龙二年,诸葛亮再出祁山。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迎战,背水筑垒阻击。在分析形势后,司马懿料定诸葛亮会西上五丈原,事实果然不出所料,魏国诸将都异常振奋,唯独雍州刺史郭淮深以为忧,他判断诸葛亮会“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在大家都对这看法不以为然之时,司马懿却恍然大悟,意识到北原的重要性,立即命郭淮等率军移屯北原,致使蜀军攻克未果,形成对峙的局面。
选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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