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蒋介石的原籍，人们自然会想到浙江奉化。这是官方及史学界均已认同的结论。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关于蒋介石的原籍还有另一个版本，那就是河南许昌。早在1926年江南就有不少关于蒋介石就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即郑三发）的传言。为揭开谜底，本文作者李耕五进行了长达30年（1978-2008年）的考证。
蒋介石身世之谜
蒋介石就是许昌的郑三发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河南许昌人郑发先后几次到重庆、南京找蒋介石认胞弟，从而引发了蒋介石是河南许昌郑三发子之说。20世纪50年代初，唐人（1919-1981年，江苏吴县人，本名严庆澍，香港《新晚报》副总编辑，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金陵春梦》（一部长达23万字的章回小说，描写了蒋介石在大陆从崛起到覆灭，然后逃到台湾的一生）一书出版后，此种传闻更是全国皆知。那么，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为什么成了浙江奉化的蒋介石？关于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前，郑发（又名郑大发子，1975年病故）曾多次对人讲过：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许昌遭旱灾，父亲郑福安在家饿死，母亲王采凤带领8岁的他和5岁的弟弟三发逃荒要饭到开封，后又带领他兄弟二人到寺后街益泰盐店浙江奉化人蒋肃庵家当女佣，因蒋死了夫人，就收母亲王氏做了填房，王氏后改名王采玉。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蒋肃庵就带领母亲和弟弟返回奉化，从此弟弟改名为蒋介石。
20世纪90年代中叶，许昌市史志办退休干部刘文松提到他上中小学时，爷爷常给他讲的一件稀奇事：爷爷刘合印和王采凤的堂兄王伯龄是好朋友，光绪十八年（1892年），爷爷跟随王伯龄去开封看望其堂妹王采凤，去后蒋肃庵待他们非常好，还挽留他俩在开封游住许多天，光绪二十一年，蒋肃庵带领王氏母子返回奉化后，还两次给王伯龄去信。
20世纪50年代初，《金陵春梦》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连载三年后，于1955年出版前，蒋介石派特务想出高价买断版权，禁止出版，但未能成功，这使蒋介石非常气恼。所以《金陵春梦》出版后，他又派特务向该书的作者唐人多次写恐吓信。但蒋介石本人却始终没敢登报声明，说该书所写是假，他蒋介石不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
关于蒋介石是不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早在北伐时期的1926年也有过不少传闻：一是河南新郑县“国大代表”刘增若在抗战时曾对人说，他北伐时在江南就看到有人写“打倒带犊儿蒋介石”的大标语。而“带犊儿”就是河南人对“拖油瓶”的称呼。二是蒋介石第二夫人陈洁如著的《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一书中也说：1926年9月，陈从上海乘船去九江找蒋介石，在船上她听到有人私下议论蒋介石不是蒋家亲生。到九江后，她给上海的母亲写信提到了这事，母亲派人调查后，才知蒋介石原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
另外，1941年，郑发赴重庆找蒋介石认弟，尽管蒋介石没有亲自接见，但是却让自己的妻子宋美龄出面接见了前来认亲的郑发。郑发面见宋美龄时，不仅呈上了自己的照片，还当面向宋美龄阐明了自己认亲的缘由。
郑发找蒋介石认弟
1978年我在许昌造纸厂任劳资科长期间，正值“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一天，一位叫郑喜云的女士来找我，说她原是造纸厂的职工，因新中国成立前父亲郑发去重庆、南京找蒋介石认亲，故厂里有人说她是蒋介石的侄女而被清洗回家。经过与郑喜云多次交谈，最后她终于对我说了真话。原来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对她家关照很大，甚至1944年初中日在中原会战之前，重庆国民党政府内务部还给她家来信并寄款叫她全家迁往重庆避难。郑喜云母女到重庆后，和父亲同住重庆白公馆，生活待遇极优，戴笠还专门给14岁的她请了个家庭教师教她学文化（因过去在家没上过学），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后，又让她到监狱外上小学。
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还见到了郑发写给蒋介石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是郑发第二、第三次到南京认亲时分别写的，全文用隐语写成，信中除了把他们的“父亲郑福安”称为“老师郑福安”，把“同胞”称为“同学”，把在开封的时间写晚了几年外，还把民国十八年蒋介石与冯玉祥打仗时，蒋介石曾来许昌找过郑发不遇，“殊觉怅然”之事写了下来。俗话说“师生同父子”，这两封信所暗含的玄机令人唏嘘不已。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郑发多次赴重庆、南京找蒋介石认亲，蒋介石均避而不见，却也没为难郑发，虽然为掩人耳目把郑发先是关进了白公馆，后又关进了息烽集中营，却又对郑发及全家进行种种优待，甚至1944年日军占领许昌前，还让其全家迁往重庆避难。更有意思的是，从国民党中央大员到河南地方要员均对郑发一家特别关照。如1941年郑发去重庆找蒋介石认亲后，1943年重庆国民政府给许昌县县长李峰来信，叫李峰去重庆参加“集训”，李峰到达重庆后，国民党大员国防部长陈诚和考试院长戴季陶接见了他。李峰受戴季陶所嘱，还专程到白公馆看望了在那里的郑发。李峰从重庆回许昌后，立即召开由各级官员参加的县政会议，会上，他特别高兴地宣布说：“咱们许昌出了个大人物，原来蒋委员长还是咱许昌人。”会后，他又到灵沟镇（今河街乡）看望了郑发一家，并任命郑发之子郑双喜为不到任的县国民兵团额外副官，每月发给饷粮小麦300多斤。1947年秋冬，郑发来到开封。在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的关照下，在开封保安队当上了个不管事的副官，授步兵少校军衔，按月发饷。郑发在开封居住几个月后回许昌时，刘茂恩又叫省财政给他一笔钱。郑发用这笔钱的一部分盖了三间小楼。
蒋介石与郑发有“八相同”
为考证蒋介石是不是就是河南许昌的郑三发子，1992年冬，我去蒋介石家乡奉化溪口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我把收集到的大量关于蒋籍许昌说可信的真实史料，经过整理，于1994年写出了20多万字的书稿《蒋氏身世新探──蒋介石原籍许昌说述证》。在书中，我提出了蒋介石原籍许昌说有许多无法否定的理由：首先，是蒋介石与郑发有许多相同之处：一、相貌相同（蒋介石与郑发相貌相像）；二、生母姓氏相同（均姓王，且一叫王采凤，一叫王采玉）；三、父姓相同（郑三发子继父与蒋父均姓蒋）；四、籍贯相同（均为浙江奉化）；五、父亲职业相同（均为盐商）；六、兄长姓名相同（郑三发子继父的长子蒋锡侯和蒋介石的长兄蒋锡侯之名相同）；七、生年相同（郑三发子与蒋介石均生于1887年，属相猪）；八、郑发父名郑福安，而蒋介石生前在台湾思乡难归的情况下，偏偏选离台北60多公里的一个名叫“福安里”的小山村，作为自己在台湾死后的归宿地，为何如此巧合？
其次，郑发乃一介平民，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借他几个胆，我想他也不敢三番五次地找当时的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认亲。而蒋介石尽管不予接见，不肯承认郑发这个异姓的乡下人是自己的亲哥哥，却每次都派要员接见。1941年郑发赴重庆找他认亲时，他不但不治罪，反而派宋美龄出面接见，还叫军统头子戴笠处理这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冒充领袖亲兄弟案”。戴笠后来虽然把郑发关进了白公馆和息烽监狱，但却给予了优厚待遇，让他在狱中活动自由，还按月给他发薪。虽然当事人蒋介石没留下只言片语说他究竟是不是许昌人，当年的知情人宋美龄、戴季陶、戴笠等也都已作古，但有知情人的陈述，有档案资料的佐证，在蒋介石原籍奉化说的基础上还有许昌说并不是空穴来风。
选自《文史博览》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