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湖水浪打浪”，韩英和赤卫队同志们的洪湖，曾经滋润无数人的少年时代。可是，上世纪30年代初，湘鄂西根据地“大肃反”，红军杀红军，血染洪湖，造成了千古奇冤。
改组派成肃反对象
夏曦，这位1901年出生的湖南益阳人，革命道路辉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还是中共五大、六大的中央委员，担任过湖南、浙江、江苏3个省的省委书记。最需说明的是，1927年夏曦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王明一起，成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有史学家认为，这正是引发“大肃反”的潘多拉魔盒。1931年3月，夏曦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根据地，1928年由贺龙、周逸群等人创建，为当时三大红色根据地之一。编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后改编为红三军。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正规红军、20万地方武装，并占地50多个县。事实上，夏曦到来之前，中央一度派邓中夏到湘鄂西取代周逸群任二军团政委。然而，不久王明上台，借口邓中夏不够主动，把夏曦派到湘鄂西做负责人。
夏曦主持当地工作后，把党内军内正常分歧都当成“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连续开展四次“肃反”运动。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之后向中央提供的报告称，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达“千余人”，“处死百数十人”。同年8月第二次“肃反”，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又称“火线肃反”。贺龙回忆：“白天捉人，夜间杀人”，走一路杀一路，对象为红军指战员。报告称“逮捕241人，处死14人”。1933年3月，夏曦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老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被杀害，报告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同年5月，第四次“肃反”，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报告称“逮捕172人，处死41人”。四次“肃反”，报告称“前后共逮捕了3000多人，党苏(苏维埃)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
杀得洪湖水变了颜色
不过，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3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运动中，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成为“肃反”对象，右手被打断，他还不低头，又连遭毒打，关节全被打断，以致神志不清，最后只求一死。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万涛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然后召开公审大会，煽动群众将之乱棍打死。当时一起被刀棍所杀的，还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万涛死后，身为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非常不满，被夏曦得知，一逮捕即被打昏，后几乎每天被拷打至深夜。被乱棍打死后，尸骨无存。
在第二次“火线肃反”中，一些指战员刚下战场就被捕，身上还留有硝烟和枪伤，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就被杀害。没来得及杀的指战员则被集中关押，称之为“自首连”，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背上大量物件；打仗时发枪，冲在第一线。可歌可泣的是，这批人身如囚犯，随时可能被处死，作战却特别勇敢，但夏曦还是认为他们动机不纯──“他们企图更有力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据说，当时吓得农民不敢下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还能挖出白骨。
贺龙“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时至今日，很多人无法理解，这群能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勇士，面对自己人的屠刀时，为何会变为沉默的羔羊？或许，可以从贺龙当时的表现中略窥一斑。
夏曦刚来湘鄂西根据地，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三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夏曦一下掌握大权。湘鄂西中共前委书记万涛和巡视员潘家辰曾反对夏曦的做法，不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支持夏曦，让其地位得到稳固，“大肃反”得以展开。贺龙回忆，那时他“还是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
没想到，夏曦搞的“大肃反”，一度波及这位“新党员”。《贺龙传》里写过一段：贺龙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官，夏曦就逼贺龙写声明，怕“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民国十二年(1923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你给我写声明书！”夏曦相当尴尬。
1933年初，夏曦解散党团组织，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贺龙公开反对，不过，夏曦有“最后拍板权”，“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此次清洗，红三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关向应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主席，卢冬生因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属于“半个党员”。多年后，回忆这段历史，贺龙后悔不已。不过，贺龙还是救下了不少人，不少开国将领，如王尚荣、黄新廷、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救下的。
夏曦也是烈士？
1934年6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在这个名字颇具诗意的地方，红二军团初步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重新恢复了党团组织。不可想象的是，一些红军战士得知要再次入党，竟因害怕而断然拒绝。此次会议，夏曦态度消极，一言不发。之后，中共中央来信，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解散党团组织方面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夏曦终于承认错误，已被提上日程的第五次“肃反”被取消。至此，历时两年的“肃反”停止。
一年多后，在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的一条河里，夏曦神秘死亡。有传言，夏曦在水中大声呼救，岸边观者甚众，却无人相救。在夏曦溺亡的地方，现建有高大的纪念碑。在洪湖各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也能看见他的画像，甚至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也是烈士。廖汉生回忆，1984年，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一些红三军老战士手指纪念馆中夏曦的照片，火气十足，数落不休。当然，廖汉生认为，夏曦之所以犯那样的错误，有他本人的原因，也有中央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路线问题。
选自《新闻选刊》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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